原形乍现

　　贪字当头无药救

　　白同平和夏金荣的落网，令浙江理工大学的师生甚为震惊和愤慨。两人的案子开庭时，该校现任主要领导和中层干部均自觉来到现场旁听，接受廉政教育。

　　“我希望我犯的错误能得到师生原谅。”庭上，白同平泣不成声。然而一切的悔过都已无法得到法律的宽恕。

　　法院查明，2001年，沈丁为白同平装修两套住房，以少收装修材料费的方式向白同平行贿5万余元；

　　2005年6月，白同平要为儿子买房，沈丁不但推荐了两套满意的房源，还及时“借”给白同平儿子54万元的首付款，事后白同平虽补了借条还了钱，但依据法律规定，法院认定了这一受贿事实。

　　最终，白同平以受贿65.2万元的犯罪事实，一审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有期徒刑11年。

　　相对于白同平而言，夏金荣的受贿事实令浙江理工大学的教职员工更无法接受。

　　原来，2001年浙江理工大学搬迁至杭州下沙大学城后，学校计划和房地产公司合作，解决教职工的住房问题，此项工作由夏金荣负责。

　　于是，这成了夏金荣和沈丁索要“回扣”的好机会。法院查明，夏金荣先让沈丁找到了一家合作的开发商，开出无比优惠的合作条件。然后，两人提出索要40%的干股。后经两年时间的不断协商，最后开发商支付了650万元好处费，汇入了沈丁和夏金荣妹夫合办的装饰公司。

　　法院认定了这650万元系两人共同受贿。除此之外，夏金荣还收受另外7名建筑项目承包人共计122万元的巨额贿赂。

　　据此，夏金荣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沈丁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深刻反思

　　高校反腐路在何方

　　浙江理工大学这一贪腐串案刚好案发在新老领导班子交替之际，于是，新任领导班子从接任至今，把狠抓廉政建设当成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个案子暴露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及制度建设上的一些缺陷。近两年多来，我们在不断地进行反思，查漏补缺。”该校负责人说。

　　该校总结认为，此案案发原因有五：一是个别主要领导干部觉悟不高，党性不强；二是反腐倡廉的学习教育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没能入脑、入心和见诸行动；三是规章制度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四是权力过于集中，运行不透明，监管不到位；五是一些重要岗位的干部没有及时轮岗，大大增加了犯大错误的可能。

　　针对这五大原因，该校利用近两年的时间，着手完善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责任被分解落实到人，并要求严格考核和责任追究。

　　“近两年来，学习教育活动没间断过，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以前总认为自己有文化懂学术，却忽略了法律素养的培养，现在发现学法懂法才能避免自己犯错误。”该校一位教授说。

　　该校除了不间断地进行反腐倡廉的学习教育，还完善了一大批相关制度规章，并收录编印了《惩防体系建设制度汇编》，教职员工人手一册。

　　“学校发生这么大的案子，压力巨大。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是好事，我们把压力转化成了动力，并让我们更为清醒地来谋划反腐大计，重整预防职务犯罪的防火墙。”该校负责人说。

　　就在浙江理工大学为此案痛定思痛之时，浙江省其他高校也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反腐大计。

　　据统计，近年来，浙江高校的基建累计投入超过400亿元。一个个崭新的校园初见规模，但与此同时，一些干部纷纷落马。而近三年来，杭州下沙高教园区14所高校中有9所发案，共查处13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4名高校干部落马，其中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7人。西湖区检察院的统计也表明，2005年以来，该院共查处辖区内高校反腐大要案17起，17名高校干部受惩处，涉案领域遍及基建、设备采购、招生考试、职称评审、科研经费等管理环节。

　　“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高校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重灾区，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浙江省检察机关一位干部说。

　　为此，去年年底，浙江省检察院和教育厅联合举办检察长与高校校长预防职务犯罪论坛，共商职务犯罪预防大计。

　　在该会议上，各高校领导纷纷亮出自家的反腐“秘方”与“良策”。浙江大学副校长吴朝晖认为，“高校的职务犯罪惩防体系必须健全四项机制：一是反腐倡廉教育的长效机制；二是对高风险领域的有效监督机制；三是对损害学校和师生利益的行为要有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四是在院系管理体制改革中，特别要重视预防工作机制的建立。”

　　浙江工业大学则亮出“两大法宝”：一是把好审计关，二是把好“大钱”关。三年来，学校共审计项目567项，审核金额达6.57亿元，无论在学校层面还是学院层面，做到凡是有经济活动就有审计介入。该校校长张立彬说：“校内审计首先要坚持独立性，然后抓住重点，进行全面审计。为了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审计工作还必须‘关口’前移，特别是对基建领域的审计，必须要从招投标开始就紧抓不放。最终让审计成为反腐工作的温度计，为及时纠正工作疏漏、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提供坚强保证。”

　　本报杭州1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