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系统的考验

　　对于那些相信法律的受害者而言，法律究竟能够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目前还是个疑问。就在田文华等20人接受审判的同时，李心全在他老家的卫生局、法院却不断碰壁，孩子死了，他希望能够得到赔偿，因为给孩子看病花去了3万多块钱，都是跟村民们借的。国家也已经做出了赔偿方案，死亡的赔20万，重症的赔3万，接受一般治疗者赔2000元。

　　进入2009年，全国20多个省区已经陆续开始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赔偿方案，向受害者发放赔偿金。但是，李心全却不在此列。“去县卫生局要钱，他们说，9月11日以前死亡的，都属于个案，暂时不给赔偿。”李心全说，在律师的建议下，他到县法院起诉三鹿，法院的答复是不予立案，也没有说明什么原因。他的孩子死于9月10日，正好比国家正式公布“毒奶粉”事件早了一天。“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李心全不断追问记者。

　　“他这样的情况，还是要通过司法渠道来拿回赔偿。”知名侵权法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麻昌华说，目前所有赔偿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的，行政手段可以迅速调集各种资源，这比通过集团诉讼的司法途径有效率得多，但这并不能取代司法途径，目前统计的受害者数量、赔偿数额，还仅仅是行政作用结果，肯定有不合理之处，中间会有漏掉的，有少赔的，也会有多赔的。

　　国家公布的受害者有将近30万，而像李心全这样的被遗漏在统计数字之外的受害者暂时还难以计算。对于三鹿集团的审判，仅仅意味着“毒奶粉事件”善后的开始，这样一件重大的公共危机，不是一两个月，甚至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1955年，日本也曾发生类似的森永奶粉导致婴儿中毒事件，司法程序先后进行了20年，而善后的赔偿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在今后的几年里，肯定会有大量毒奶粉侵权案子出现。”麻昌华说，国家的赔偿仅仅是保障性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终个体的赔偿方式、赔偿数额还必须回到司法途径上来。

　　但麻昌华也认为，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拿回赔偿，也将面临重重困难，对于个体诉讼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取证困难，首先必须证明孩子喝的是三鹿奶粉，还必须证明一直都是喝的三鹿奶粉，而不是其他。这样的道理说起来容易，但要想取得法律认可的证据，将是极其困难的事。

　　对于李心全而言，就是如此。目前，他能掌握的证据仅仅是遗弃在家里的三鹿奶粉的空袋子。“我们也正在联络国内的侵权法专家，打算召开一次相关的研讨会，希望能够出具一个完备的法律意见书，对此事的最终解决做出点贡献。”麻昌华说，一旦赔偿诉讼进入司法程序，巨大的数量对于各地司法机关来讲，也是巨大挑战，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够做出一个示范判例，其他同类案件就可以援引。

　　对于中国司法系统而言，如果一直不向受害者敞开诉讼的大门，将会极大削弱公众对于司法权威的信赖，如果敞开了大门，则将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司法难题，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对中国司法漫长而艰巨的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