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贫困群体的发展权益

　　新阶段反贫困的实质在于承认和保障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权益。这些权益集中体现在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上，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直接相关。

　　例如，在教育方面，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司的调查，在劳动力素质上，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中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5年和6.8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年和1.2年；文盲率分别为16.8%和14.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9个和7.6个百分点。受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制约了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使他们难以把握发展机遇。

　　再例如，在医疗卫生方面，有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居民的两周患病率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1.6倍，两周患病天数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2.10倍，因病休工天数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1.74倍。农村贫困地区特困家庭的两周患病率、两周患病天数、两周休工天数和两周卧床天数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因此，从现实情况看，为城乡困难群体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可以保障他们的发展权益和发展机会，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其贫困程度，提高可行能力，帮助他们逐步走出贫困状态。

　　重点是保障农民工发展权益

　　当前中国城乡、区域问题集中体现在农民工问题上。由于制度安排的缺乏，广大农民工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如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劳动收益长期偏低、基本社会保障欠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困难等。这使得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处于低收入贫困状态，生活质量难以提高。例如，有分析表明，2006年农民工享受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只有城镇居民的25.1%，差距悬殊 。

　　再以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为例，现行体制抬高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门槛。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35.95%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子女在城里就学所遭遇的最大困难是学费高；27.62%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子女在城里就学所遭遇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城市户口；还有16.1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子女在学校受歧视等 。在教育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有可能在农民工群体中产生代际贫困。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保障农民工发展权益，为农民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已成为反贫困的重点问题之一。

　　新阶段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既涉及地区协调，又涉及城乡对接。这就需要中央政府统一政策，在更高层面进行统筹。总的来说，农民工在流入地创造财富，成为流入地政府的纳税人，理应享受到当地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例如，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实施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住房救助制度时，应当采取多种办法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救助的范围。

　　能有效扩大内需

　　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中，60%以上在农村，如果以基本公共服务作为重要指标之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会更多。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反贫困，不仅能够明显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有利于刺激居民消费，而且可以明显拉动投资。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应当充分估计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重大作用。初步测算，未来12年，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每年提高1～1.4%，平均每年投入5千亿～6千亿，总计投入财政资金6.42万亿，到2020年就可以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从刺激消费和保持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客观要求出发，应当逐步把扩大内需的投资重点转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来。这样，不仅可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而且可以有效地推进反贫困进程。

　　总之，新时期的反贫困，不仅要求加快政策调整，而且要求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创新。-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系作者在国务院扶贫办“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扶贫开发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授权本刊独家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