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杨红岩

　　午后的阳光穿过玻璃窗斜打在马克印的左脸上，一张古铜色的面庞被黑色的帽檐遮挡着，透过近视眼镜的双眼不时灼闪出泪花。

　　一段特殊年代似远犹近的艰难回家路，再次在现实中勾勒那段悲壮的历史画面，我们感慨，人们回家的方向变了，出行的方式变了，但中国人一年一度回家过年的情结始终没有变。不管回家的路有多长、多艰难，“回家团聚”的信念一直在中国人的倔强中坚持着、延续着。

　　下乡劳动

　　2009年1月5日，农历腊月初十，北京市海淀区小营东路的一家成都小吃店，57岁的马克印照例坐在自己已经习惯了的靠窗位置，要了两瓶燕京啤酒，就着自己用塑料袋拎来的酱牛肉和酱鸡爪，开始了一个下午的独饮。

　　而在30多年前的这个时候，他正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的哈素公社筹划着怎样回北京过春节。

　　马克印一家是满族人，正黄旗后裔，祖上是吃俸禄的。当年，满人入关后跑马占地，祖上在河北津兴弄了一大片地，后来划成分的时候，他家自然成了地主。

　　马克印的爹军统出身，在重庆受过训，还有一把中正剑。马家一共11个孩子，马克印最小，他有6个姐姐和4个哥哥。

　　解放前，老马弄不清形势，就索性把家里成年的男孩子，一个送到了共产党军队，在四野，跟着林彪的部队；另一个送到国民党军队，当空军，给蒋介石开侦察机。

　　家庭出身的复杂性，使得马家在1966年8月25日受到了清算，全家被红卫兵扫地出门，父母被迫离开北京城，回到了河北定州老家。哥哥姐姐均已成家，只剩下马克印一个人独自生活。

　　当时，他是北京市西城区北海中学初二年级的学生，那段时间，他不敢出门，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

　　母亲临走前告诉他：“将大白菜炝起来，加上水，烧开，再把面疙瘩煮进去，就能做成疙瘩汤。只要会做这种饭，就饿不着。”就这样，他靠着还在北京城的大姐和二姐的接济，不变花样地吃了两年多疙瘩汤。

　　直到1968年9月9日，随着知青上山下乡浪潮的裹挟，他自愿离开了北京。仅这一年，全国下乡知青就有200多万人。而在之前的几年里，每年都会有数百万知青走向农村。

　　他在北海中学填完报名表，又独自跑到派出所消了在北京的户籍，回家把被子打好包，便到北海中学集合。临行前，学校组织了盛大的送别仪式。姐姐、姐夫还有外甥到北京站为他送行。

　　他乘坐的一列绿皮车厢的火车上，一共有1300名知青。首次下乡的知青，车费都是国家支付，他们没花一分钱。

　　火车走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10点多到了内蒙古察素齐车站，在察一中住了一晚上，次日清晨，他们一行20多人又被一辆军用卡车载到了土墨特左旗哈素公社。马克印和另外6个学生被分到二家大队的1小队。

　　正好赶上秋收，休息了一天，队长便组织他们与村民一起收割粟子。“第一年还觉得很高兴，国家每个月都发钱发粮食，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也没什么不适应。”马克印说，自己在农村的8年时间里，在劳动上一点都不吝啬力气，放羊、放牛、放马、种地、打柴，什么活儿都干过。

　　“最难忍受的是孤独”，见不到亲人，看不到书籍报刊，听不到广播，“往家里寄一封信，送到大队部，常常过了好几天，还放在那儿”。

　　回城过年

　　很快便临近1969年的春节。马克印再也按捺不住急切的思乡之情，他要回北京，和他一起插队的几名同学也要回北京。全国各地数千万的知青也和他们一样要回城回家。

　　刚到内蒙古的时候，马克印怀揣着姐姐给的4元钱，劳作了几个月，要回家了，兜里连10元9毛钱的车费都凑不齐。“当时就是能拿出那些车费，也不会去花，干一天活儿才能得1个工分，也就3毛5分钱”。

　　几个知青一合计，决定扒火车，“不管怎样，只要能回北京就行”。

　　也没带什么东西，几个人搭老乡的马车到了察素齐火车站，“人山人海！大部分都是要回城的知青。”

　　开往北京的列车一进站，人群蜂拥着朝着车门挤，马克印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很快便招呼着同行的知青上了车。可刚走了没几站，他们便在一个车站被轰了下去。

　　天也冷，肚子又饿，“好歹是个城镇，比在农村好得多，我们合伙花4块钱买了一只烧鸡吃，”马克印笑着说，“买车票，我们舍不得花钱，买吃的我们可豁得出去。”

　　吃完烧鸡，几个人在城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火车站。候车室里有一个大火炉，等车的知青们都争着往炉子跟前挤。

　　几个小时后，来了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大家还是像先前一样也不买票，争着往上挤。“力气大的就上去了，力气小的就被挤下车，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下一趟车。”

　　走了一段，在集宁车站，他们又一次被轰下车，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车再过来，几个人只能一直等着，也不知道又过了多久，终于看到一辆开往北京丰台的车。这次上车走得久，他们一直站到了山西大同火车站才又一次被赶了下去。

　　大同开往北京的运煤车多。随后他们便扒上了一节运煤车的车厢，一群人蜷缩在煤堆上，火车带着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前行，被风扬起的煤灰不断往身上、脸上、鼻孔、耳朵里钻。

　　两天后，火车终于到达北京丰台车站，这时，几个人已经谁也认不出谁了，连嘴巴里都是煤灰。“我们在车站找了一个水管冲洗，一直洗了半个多小时水还是黑的。”

　　回到了自己曾经生活成长的北京城，马克印“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悲伤”，家都没了！

　　在城市青年大量分流到各地农村的特殊年代，也在每年春节形成了从农村返回城市的巨大浪潮。马克印的经历，也成了众多知青艰难回城的时代缩影。

　　无家可归的马克印从丰台花5分钱坐公交车到了东直门的大姐家。无法和父母团聚，与姐姐、姐夫一家吃了一顿并不团圆的“团圆饭”。即便如此，这在当时的马克印看来，也是“非常值当的事”。

　　转眼开春了，北方又将进入农忙，马克印再次和同伴扒火车返回了内蒙古。仍然没有买票，仍然几次被赶下车，旅途依旧艰险刺激。

　　经过在农村的一段生活，他深刻体会到了农村各种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这次，他从北京偷偷带了十几包火柴和几双尼龙袜，到自己插队的村子卖，一次下来，挣了十几块钱。“那个时候的农村根本买不到这些东西，尼龙袜一般卖给要娶媳妇的人家做聘礼，一双袜子可以挣一两块钱。”

　　城市诱惑

　　从第二年开始，国家不再给这些知青发钱，队里每年给他们发500多斤没去皮的毛粮，其中，一部分是大米和白面，算作细粮，其余的便是玉米和小米，叫粗粮。

　　别的知青都算计着怎么样才能把发下来的粮食对付吃一年，马克印却不一样，粮食一到手，转手就卖出去。“我也不想那么多，管他去呢，能过一天是一天。一次我把粮食卖了90元钱，等到农闲的时候，我拿着钱偷偷回到北京，先到老莫(前苏联人开的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西餐，再去买了块手表，然后，买了两件新衣服，穿着就回村里了。”马克印说他一直都惦记着北京城的丰富生活。

　　潇洒过后，回到村里吃饭便成了问题。“东家蹭一顿，西家蹭一顿，反正周围的知青也多，总能吃上口饭。”但毕竟大家的日子都紧张，马克印还是饿了肚子，实在没辙了，他便把衣服拿出来，换两个鸡蛋吃，再后来，把衣服、手表也全换了吃的。

　　1980年，在旗里每年举行一次的知青大会上，马克印认识了一位女知青，这让他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当时，他是全旗知青乒乓球比赛男单冠军，这位女知青是知青乒乓球比赛女单冠军。马克印向女知青吐露了爱慕之情，于是两个人开始了长达4年的曲折恋爱。

　　在孤独艰苦的劳作之余，一段纯真的感情原本该给他们单调的生活增添一些精神慰藉。但是，女知青的父亲是原中央某领导的女儿，而马克印出身的复杂性，使得她的家人对两人的交往非常不满。

　　女友顶着家人的发对，毅然和马克印交往4年，一直到1984年，女知青还是在家人的百般阻拦下无奈独自回了北京。

　　而在前一年，1983年，周围的知青已经全部返城，马克印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之后两年，他春节回京看到周围人们生活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便再也难以忍受孤独的插队生活。他开始四处打听回城的消息。

　　1985年春节，马克印又一次回家，在地坛庙会上他首次将河北的风筝引进了北京，7天时间净赚了7000多元钱，他也因此成为将风筝引进北京庙会的第一人。这使他更加坚定了回城的决心。

　　几经周折，1986年，他终于以生病为借口办了返城手续。“我哪有什么病，要有也是当时精神压抑下的精神病。”

　　重返北京的马克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摆过地摊，在西单卖过羊肉串。从2000年开始筹备，到2004年，他在北京顺义的一处山区专门建成了一处集展览、座谈、休闲于一体的“知青部落”。2008年12月23日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年，马克印的“知青部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参观交流，他也因此引来了京城各路媒体的追逐采访。

　　在眼下春节时，以从城市返农村、从大城市返小城镇为主流的背景下，重温中国几千万知青当年饱蘸血泪的返城潮，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人的流动，更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城乡巨变。从中也使我们深刻体味到中国人始终未变的思归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