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模式

　　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发生一起骚乱：当地一名女学生22日非正常死亡，两次尸检报告结果为溺水死亡。六天的时间里，各种传闻满天飞，比较流行的传闻是死者的一位叔叔“被警察打死”。

　　此时，关于瓮安的帖子被迅速删除，一些论坛甚至发出公告：“有关瓮安事件的帖子一律删除。”网民更加深信其中“冤情深重”。

　　以“瓮安”为基础的各种隐晦词、变形词铺天盖地，网民用各种方式上传、传播瓮安现场的视频，甚至有传闻，为了封锁骚乱消息，有关方面将切断瓮安的移动通信信号。

　　6月29日，瓮安成立事件应急指挥部，组织人员引导网络舆论。6月30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赶到瓮安县指挥工作。7月1日，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公之于世，全国媒体广泛报道，包括“警察打死死者叔叔”在内的一些传言迅速得到澄清。三天后，7月4日，瓮安县领导班子被罢免。7月6日，瓮安县公安局设立信访日，接待群众上访。7月9日，第三次尸检结果公布，结论为溺水死亡。

　　后来，有网友发现了一名叫沈雪的瓮安女警察的博客，这位女警官写道：“这短短的十天里，初步统计一下，我们一共处置了六次群体性事件，没完没了的处突通知，随时待命，让人的弦绷得紧紧的。我不知道现在公安机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处置的这六起事件，有些完全没必要出动那么多的警力。为什么相关部门要把公安机关当成拳头，当成暴力工具，而又如何让公安机关跟群众搞好警民关系？真的说不清。”

　　实际上，沈雪的这篇博客写于2007年2月，与瓮安事件无关，戏剧性的是，瓮安事件后点击率剧增，一度遭到删除。

　　沈雪一年前博客里的心声却与一年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针对瓮安事件发表的谈话不谋而合：“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针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处理，石宗源强调：“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及时、真实、准确地发布信息，正确地引导舆论，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至关重要。”

　　瓮安骚乱发生近20天后，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对整个事件进行了总结。他说：“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负面事件公开透明后会产生正面反馈。”“瓮安模式”成为2008年政府处理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化的典范。

　　对于“瓮安模式”，胡泳认为：“它确实不同于以前的处理方法，网络表达特别汹涌时，另一方会强化抗争诉求，会产生博弈，有时会产生协商与谈判，这是好事。互联网是官方和网民共有的，彼此需要互相适应。”

　　对于突发事件中互联网上的谣言四起，胡泳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公众有权利质疑批驳任何官方报道乃至政府公告的真实性，应该被视作公民在行使监督权，政府可以用更加公开的信息平息公众的忧虑，消除不实之言。”

　　小心乌纱

　　2008年，互联网的监督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网民监督官员不再是一件难事，其中部分官员甚至因此丢了乌纱帽。

　　有网友用这样的话敬告某些官员：“网民无处不在，我们正在看着你，小心你的乌纱帽！”

　　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在餐馆中涉嫌猥亵女孩和以“官员身份压人”的视频在网上曝光而被停职；网民在上海地铁站捡到的温州官员多张海外旅行费用报告和收据导致有官员被开除或受到纪律处分；网民从南京市房管局官员周久耕在网上的一张照片中看出其价值不菲的江诗丹顿手表及每包150元的香烟，一周后，周久耕被免职；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派人进京拘传女记者在网上曝光被免职，9个月后换了地方继续当官，被网民揭露而再次落马……

　　被监督的不仅是官员，网站本身也成为网民监督的对象——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百度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一份“三鹿集团”危机公关的策划案被公布在网上，这份策划案以300万元广告费寻求百度屏蔽掉有关三鹿集团的负面新闻。

　　刚刚出版有关互联网公共表达的专著《众声喧哗》的胡泳强调“不能过高估计网络舆论的作用”，他说：“目前互联网仍然处于表达阶段，所谓众声喧哗。以前鸦雀无声，忽然有了工具发声，大家都在尽情地表达，表达之后是达成共识及行动。目前只是表达阶段，连共识都谈不上，更不要谈行动了。”

　　2009年1月13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网民总数达到了2.98亿，其中10到19岁的网民(也就是90后网民)增长速度最快，首次成为中国互联网用户中最大的群体。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农村地区上网人数的增加，中国农村网民在2008年已经达到8460万，与2007年相比，增幅超过了60%。

　　洪波认为：“数字虽创造了几个世界第一，其实意义并不大。”事实上，2008年6月，中国网民的数量就已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了。当时，人民网曾发表题为《中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一，质量第几？》的评论文章，对互联网生态提出了质疑。

　　那么农村网民的增加能做什么？在内地农村，网络大多数还只是把小孩教得一天到晚打游戏的“坏东西”，但在台湾农村，网络却有着不同的用法。

　　27岁台湾农民谢铭键，外号“剑剑男”，在网上开了一个博客“小剑剑开朗少男的奋斗史”，用搞笑的方式推销自家生产的“剑剑好米”，不但家里囤积的大米一扫而光，还获得“全球华人年度部落格首奖”，不少年轻人准备效仿他“非转农”，回家种地当另类农夫。

　　来自南非的老外金玉米对中国农村网民数量的增加十分关注，他创办的英文博客“单位”向国外介绍发生在中国的各种事件，被誉为“小新华社”。在金玉米看来，“农民变网民”的意义不仅在于打开农民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会形成一个新的平台，让农民有更多机会表达意见。”“清理低俗”的互联网风暴依然在继续，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说，截至2009年1月19日，已经有726家网站被关闭。与此同时，2009第一号“人肉搜索”令在网上发出，矛头直指“春运期间一票难求”的现象，问责铁道部官员。此后坊间传闻，江苏徐州拟颁布条例禁止人肉搜索，最高可罚款5000元。“进一步，退两步，或者进两步，退一步。”胡泳用“小步舞曲”来比喻中国互联网的管理模式。(来源：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平客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