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农村孩子们

　　早早拦在了门外？

　　“到底是谁把农村的孩子早早地拦在大学门外？”多年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表示，他对这个问题早有研究。

　　1998年是高校扩招前最后一年，这一年张敏强正在担任中山大学高教研究所的所长。“教育部组织我们开会，谈高考改革。”没想到，这成为他关注农村孩子上大学问题的起点。

　　“当时我和广东省教育厅的一名领导上京，在恭王府闭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张敏强回忆，时任教育部领导召集各地高教专家，研讨英语高考是否要增加口语考查的问题。“教育部领导拍板，广东有改革条件，先做试点。”

　　可是台下的张敏强，心里却暗暗打起鼓来。出生在农村的他，最先想到的是这个改革对农村孩子将产生的不利。“我心里最清楚，广东的教育资源有多么的不平衡。不要说好的英语口语老师，就连优秀的英语老师都不容易找啊。连老师的老师都是中国人，各地都是客家英语、潮汕英语，对农村的孩子来说，考口语最先考的是当地师资的水平。”

　　与此同时，近几年大量师资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聚集效应”也让他深感担忧。“综观近几年广东的高考成绩，过去曾经很优秀的广东粤北山区如梅县等地，现在也大不如以往了，主要就是因为师资流失。很多人说，粤北粤西等地区的中学就是珠三角的师资培训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东一直在推行标准化考试的高考改革。客观地来看，在高考改革中确实有很多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因素。“很多农村学校，连必要的实验设备或电教设备都没有，怎样开展课程改革？农村学生从小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连阅读材料和外界信息都没多少，怎样适应越来越讲究考察综合素质的高考？”

　　“又比如实行3+X，可是在很多农村的学校，实际状况是连教授主要科目的老师数量都不够，还怎么拨出老师来专门应付选择‘X’科的孩子？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班上只有一两个孩子选考某个科目，那么学校一定会因为没法配备老师而劝阻。”张敏强指出。

　　从那一年开始，张敏强敏锐地嗅到了高考改革对农村生源的不利影响。因此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广州，他马上在中山大学开展了一项不完全调查——到底有多少大学生来自农村？

　　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1998年中山大学招收的大学新生中，90%都是来自县城或城市的学生。“和我读大学的时候区别太大了”，上个世纪70年代读大学的张敏强记得，当时班上像自己这样的农村娃占70%~80%。

　　一晃10年过去，一直在高校工作的张敏强感觉到，虽然连年“扩招”，但不意味着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里有增加数量和比例的机会，“扩招对城市学生更有利，我没感到农村来的孩子有增加。”

　　在广东的重点高校里，目前来自农村的学生到底有多少？占多大比例？记者分别走访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遗憾的是，各高校多年来都没有专门做过相关统计。“从来没有按照学生的来源做过分类，而且现在学生的户口界定也比过去复杂，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人力和时间才能完成。”华南师范大学一名招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农村大学生比例30年几乎降一半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大的感觉，近几年农村孩子的比例在数字上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如果和10年前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减少趋势。”华南农业大学曾经负责招生工作多年的邓基泽老师认为，这主要是过去10年里农村和城市发展差距拉大的结果。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处的有关人士则表示，该校每年本科招生面向省内外达6300人，其中至少一半招收来自农村的孩子，从每年的贫困助学数据看，农村孩子进入重点高校人数逐年减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如果广东确实存在这样的状况，这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坦言，目前广东还未就此问题作出相关的调查研究。“如果有足够的对比数字支撑，那么将是一个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问题。”他表示，按照人口百分比，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基本上对半分，“那么理论上高校里的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比例也应该达到1：1。”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因此有专家认为，近年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但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课题组同时还对国家重点高校进行了调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

　　差距是高中阶段

　　机会不均等延续

　　与此同时，课题组对2003年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的高校在校生的调查表明，2003年，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63.3%，高于2001年这一比例7.9个百分点。这表明近年来，新增加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

　　“瓶颈还是在高等教育前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张敏强认为。这一结论和相关调查不谋而合——按照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200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4030.95万人，按毛入学率52.7%计算，将有3500多万初中生流入社会。其中，这些流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农村初中生。

　　“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远低于扩招之后的高考升学率。进入重点高中的竞争比考大学更为激烈。高中教育已成为影响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最大瓶颈。”

　　张敏强指出，现实中存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是整个教育体系结构性不均等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是高中阶段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积累和延续。

　　近几年积极进行的教育改革，埋藏着不少不利于农村孩子的因素。“各地大力培养重点高中，大量的示范高中把生源集中起来，不断加大城市高中的优势。但是资源集中不意味着最大化，结果就是城市高中和农村高中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衡。”张敏强表示，可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把多年来给广州一所省重点高中和一所县城高中的投入平均分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你就会发现可能是数十万元和几千元的对比”。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了，无论是师资流动还是资源分享，广东已经到了有条件也必须作出改变的时候。一方面是每年大量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一方面是农村师资严重缺编。能不能把大城市和县、镇、村级学校教师的工资标准统一一下，让教师像公务员那样统一待遇？也可以像选拔公务员那样选拔教师，抬高教师的从业门槛，从而使更多高素质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去？”他指出。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上给予农村的倾斜政策确实不多。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现实状况，那么我们是应该考虑作出一定的调整了。客观来看，近年来城市的成长系统要比农村优越，如果确实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会与经济发展产生恶性循环。”郑梓桢指出。不过他也提出，也不应只把眼光盯在农村，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城市里也有“弱势群体”，比如城市的贫困人口等。“如果非改不可，那么要照顾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找出目前教育政策下最不利的社会阶层，找出主要矛盾，是对目前的教育政策作一定的调整还是根本性调整，这个课题非常复杂，需要谨慎对待。”

　　“不管如何，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如果寻找积极而迅速的做法，提示我们目前至少能做一些事情，比如把以学位为主的教育资源均衡化，能否通过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职业培训、剩余劳动力培训等方法来补偿农民缺失的大学阶段教育？”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