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我们提出了七个优先的方针：一是在作出发展决策时，优先考虑环境影响；二是在编制发展规划时，优先编制环保规划；三是在调整经济结构时，优先发展清洁产业；四是在建设公共设施时，优先安排环保设施；五是在增加公共财政支出时，优先增加环保开支；六是在新上投资项目时，优先进行环保评估；七是在考核发展政绩时，优先考核环保指标。

　　工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怎么发展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高循环的“两低两高”的产业和产品。

　　笔者：站在昆明，回首宿迁10年走过的路，您觉得哪些经验最值得您珍视，哪些经验对您今后的从政帮助最大？

　　仇和：制度积累。无论我在沭阳，还是在宿迁，我始终把制度创新当作重中之重来抓，可以说，在同级县、市中，我们的制度创新是最多的。仅以干部选拔制度中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为例，我们就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大胆探索。为保证公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知情权，我们在沭阳县率先搞起了任前公示；为保证一般干部拥有平等的参与权，我们在宿豫区率先搞起了公推公选；为保证一般干部的被选择权，我们在泗洪县率先搞起了乡镇书记直选；为保证民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监督权，我们在泗阳县率先搞起了勤廉公示。

　　到了昆明之后更是如此。这12年来，我在这方面花的精力最多。

　　我觉得导致东西部地区差距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制度上的差距。你注意了没有，往往越是发达的地区，其地方性法规越多，而越是落后的地区，地方性法规越少。所以我说，区域竞争的本质是打“四差”：一是“时间差”——改革，二是“空间差”——开放，三是“信息差”——创新，四是“制度差”——治理。而制度创新最重要、最根本。

　　笔者：您在宿迁最早主持了公推公选、勤廉公示等项鲜为人知的政治体制改革，请问：作为一个经济上在江苏省最为落后的地区，宿迁市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为什么能够频频超前？宿迁的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项改革是否太超前了？是不是应该发达地区先搞，欠发达地区后搞？

　　仇和：恰恰相反，越是落后地区法制化、民主化进程越要快，倒是发达地区慢一点是可以的。

　　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以民为主，使老百姓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人、文化繁荣的主角、社会进步的主力。民主的发展有它的自身规律，一是自下而上，二是由经济领域导向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垮台，苏联为什么解体，就是违反了民主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想自上而下搞民主，并且是从政治领域导向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搞股份制改造实质就是搞经济民主化。在国有企业、公办学校、公办医院就业，只要没有股份，你就是雇员。

　　应用经济体制改革来倒逼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国家的路子是自下而上，搞村民自治，这是对的。但按人均GDP算，自治至少要到县一级，所以原江苏省委李源潮书记要求我们的公推直选应迅速提高，但大家不一定能接受，还有宿迁不能单边推进，宿迁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还有周边地区呢。从规律来说，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及时搞社会事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社区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这样改下去，这是一般规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搞了30年，社会事业领域改革也早已启动，这时应该是社区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这样国家就会很稳。中国与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一种程序制度型民主，这是由它的文化决定的。我在美国参加过当地法庭的审判，原告、被告审判之前再对立，一旦结果出来就握手言和。在西方人的政治理念中，程序、制度是上帝给的，想不通的时候到教堂里祈祷一下，就想通了。而我们国家不一样，社会稳定的因素中缺乏宗教。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考虑如何对待宗教问题。

　　笔者：中央调您来昆明工作，除了正常的组织调动外，您觉得您过去的哪些工作经验或经历起了重要作用？宿迁如今成了后发快进、超常规发展的典型，而昆明近些年来的竞争力却呈下降趋势，是不是两地的反差，促成了您到昆明工作？

　　仇和：中央为何调我来云南，这个问题不应由我来回答。但我理解，可能与我来自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有关。

　　大家知道，就发展资源而言有两种：一种是发展性资源，如人才、技术等；一种是基础性资源，如矿产、原料。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性资源丰富，基础性资源缺乏；西部地区基础性资源丰富，发展性资源缺乏。但是，主导经济发展的要素是什么？主要不是基础性资源，而是发展性资源。例如，上海不生产一片烟叶，用的烟叶全部是云贵地区的，却生产出了“中华”，南京不产烟叶，却生产出了“南京”，创造了很高的价值。

　　昆明作为一个基础性资源十分丰富的地方，如何彻底敞开大门，做到对内彻底放开依靠民力，对外全面开放借助外力，同时深化改革增强活力，推动加快发展壮大实力，很需要借鉴、学习发达地区的经验、理念，而我也许就充当了促进发展性资源和基础性资源相互融合的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