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空的“软实力”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国内各种类型智库的缺陷已经日渐明显。

　　一些官方智库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

　　大学智库那种象牙塔式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政府本身对自身决策咨询机构和官方智库的信任和依赖，多数大学智库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民间智库批判手段的不当运用是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导致其与政府之间缺乏正常通畅的对话交流机制。

　　“中国智库的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发现，中国智库在社会功能发挥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说，现代智库应该发挥的作用表现在，建议与参与国内政策的形成；参与设定全球性议程的形成；创造能转变为政策的新思想；为政策建议提出政策论点和论据；具备出思想的人才、经费、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变思想和建议为政策的机制，“这些内容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但我国智库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不够。”

　　反映到软实力的建设上，就是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的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这方面集中体现在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北京举办奥运三个典型案例中，我方发言的权力被剥夺，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更没有自己的声音，无力运用设置议程，丧失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而历史多次证明，谁拥有“自由”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谁就获得了设定议程的能力。“中国的话语总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总在回应西方政府和媒体，总在为自己辩护。”李希光说。

　　反映在国家形象传播上，就是信息被扭曲而全面失真。李希光举例说，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协商，到国外却变成了没人权、没自由、政治不透明；经济政策是经济改革、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到国外也失真为受管制的市场经济、破坏气候和不鼓励竞争；外交政策是睦邻外交，在国外被歪曲为支持失败国家、非洲新殖民者、威胁日本……“在西方，政府的政治理念、核心价值观、政策被智库、学界和媒体传播了，通过非政府组织反映的民意迎合政府政策的议程设置需求，就变成了议程设置。而我国这方面非常薄弱。”李希光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智库这种非政府组织方面面对着巨大的亏空。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张宇燕刚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的身份访问了尼泊尔，会见了尼泊尔前首相和现任的多个部长，拜访了毛派总书记和国际关系部部长，听取了他们发展双边关系的意见。访问期间，他的身份让他更加广泛和全面地与尼泊尔群众和学者作了深入的交流，感受到了尼泊尔民众对中国的真实感情和政治力量的所思所想。

　　这位出访过大部分周边国家的亚太国际政策研究人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深深感受到，无论是政策咨询还是非官方外交活动，智库作为“中间人”和“第三方”所发挥的作用，使一国的国家力量在具体施展中能够真正做到刚柔相济、游刃有余。

　　“时势造英雄”

　　采访中，对于如何推动中国智库走向成熟，专家们各抒己见。

　　江涌认为，其一，要规范经费来源。强调智库的筹资渠道可以多元化，但一定要有明确的规则和底线，而且需要透明化。其二，要完善评价机制。首先要扭转西方不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和学术标准对中国研究机构的束缚，注重智库研究的实践、实用和可行。其三，制定智库的行业规范。通过立法形式，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出台宽严相济的行业管理条例，比如官方智库的管理趋于严格，民间智库相对宽松，等等。

　　结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内政策研究机构的分析失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曹红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一定要推动国内机构走出去实地调研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没有一手的数据和资料，没有第一现场的亲身感受，甚至不了解当地的文化社会环境，要做好智库研究，几乎就是建‘空中楼阁’。”

　　有专家则提出，整个社会尚未摆脱“官本位”的思想体系，政策咨询服务大都被官方智库垄断，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但公平竞争的机制早晚要引入这一领域，智库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操办。”政府改革步伐的加大、政府智库改制和转型逐步提上日程，将会促进中国智库的成熟和完善。

　　无论作出怎样的建议和判断，这些智库的实践者们都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社会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代表各个群体和阶层的思想和利益也不断出现。这使得中国智库多元化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的智库，在公开市场进行充分的交流和交锋，将大大助益于政府决策的公正、有效和准确。

　　面对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状况，张宇燕认为这既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同时也存在相当大的改进空间。现实可行的做法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创造一种更有利于良性竞争的环境，让各种智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以提高中国智库“产出”的水平和“产品”质量；其二是智库产品的需求方，在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具体国情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或发展相关的智库。

　　说到这里，他还特别提到，智库产出的品质，关键在于有没有优秀的、全心投入的专家。这和电视连续剧《暗算》中寻找破解密码者有点类似，最关键的就是找对人，“找对了，可能几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找不对，成百上千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除了要找对人，还要真正地信任他们，同时也要允许他们犯错误。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每次都能够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那是神而不是人。”

　　采访最后，张宇燕告诉本刊记者，做到准确判断和准确预测始终应该成为智库追求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任何智库提供的只是某种或某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最终的决断还是要由智库产品的需求者来作出。随着智库的发展和智库产品市场的繁荣，其结果之一似应是对同一问题不同智库往往会给出对立看法。这一方面能够丰富人们对诸如全球金融危机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政治家、企业家和机构领导人展示其智慧和判断力提供了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发展有点“时势造英雄”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