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耶……”1月30日一大早，高亢的歌声激荡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代家庄村，社火队表演吸引了四乡八邻的乡亲。社火队领队韩国海说：“老人们说大年初五要‘送穷’，我们希望大家能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来年日子过得更红火。”

　　22岁的韩国海在云南玉溪当了4年建筑工，年前因为工地活少提前返乡。他说：“现在出门活不好找，我准备参加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学电器修理，从2月1日起我们这儿要落实家电下乡补贴，以后我的生意肯定会好。”

　　只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和挣钱机会，才能真正“送穷”致富。许多返乡农民工都像韩国海一样，对工作充满了渴望。

　　对许多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留在家里种田并不是件体面的事情。安徽省颍上县三十铺镇新庄村农民兄妹刘刚、刘银从宁波失业回家后，始终心有不甘。哥哥刘刚说：“要是在往年，春节回家都得请假，今年找工作就像摘星星那么难，可是我们再难也要去，呆在家里不成。”

　　这几天，湖北省团风县金锣港农场农民工舒勤每天都要到县城转一圈，唯恐漏掉一份“招工启事”。他原先在浙江一家工具厂当车工，去年国庆节厂里发不出工资就返乡了，年前参加了县里组织的焊工培训，准备到当地新投产的钢结构厂应聘。20岁刚出头的舒勤撸起袖子对记者说：“你看，我一身力气，闲了快三个月，就想快点干活挣钱。”

　　近几年农村政策“利好”不断，可是不少农民的第一选择依然是外出务工。湖北省洪湖市远景村农民周玉祥在外打工已经六七年，从东莞到中山，从针织到电子，转战过不少地方和行业。去年9月份以来，他所在的厂订单迅速减少，还有一个月的工资没拿就回来了。

　　32岁的周玉祥说，春节后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到南方去，相信在那里能找到“好一点的事情”做。他家原来有3．9亩农田，但早已由村里流转，改成了鱼池。

　　城市：现实烦忧，梦想归宿

　　1月28日，大年初三，安徽省阜阳火车站已是人头攒动，20个临时售票亭前排起了购票的长队。阜阳市每年有220万人外出务工，阜阳火车站是全国十大春运重点站之一。

　　来自临泉县的王晓东原来在上海打工，他回乡参加了县里的厨师培训班。如今，他决定和几个伙伴一起到上海郊区去开家小餐馆，而且想早点去寻个合适的地点。谈起前途，他显得有些惘然：“在大城市，办个证啊，支个摊啊，哪样不得求着人，头一年要能糊口俺就满意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来自阜南县的农民工周太平憋出一句古诗词对记者说。他口袋里揣着钳工、焊工和车工三本技工证，还是担心找不到好工作。可最让他担心的还是同行的妻子和5岁的儿子。他说：“把他们搁家里吧，一年见不着面，心里放不下；带出去吧，怕租不到房子，怕看不起病，怕儿子上不起学。”

　　不少农民工告诉记者，过去不少“城中村”有便宜的房子可租，生活也很方便，可这几年“城中村”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变成豪华的高楼大厦，缺少合适的房子可租，农民工生活成本大大提高。

　　欠薪是多数农民工最大的担忧。去年9月底，记者在深圳市龙岗区采访时，遇到一家港资企业的上百名员工正在封堵厂门。农民工胡振萍、王仁兰等人反映，厂方突然宣布停产，只兑付一半的工钱，大家感觉很震惊。1月29日晚上，记者电话联系到正在四川老家过年的胡振萍，他说，目前，工人们已经委托了律师，正在通过法律程序依法解决问题。“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政府能更多地关心和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

　　“农民工不怕受苦，就怕受气。”这是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籍农民工康厚明的口头禅。他说，目前，不少地方政府给农民工很多帮助，让他们在城里逐步找到些家的感觉，但还有一些实际困难，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他提出三个建议：一是切实解决向农民工子女入学收取借读费问题；二是希望国家尽快制定在全国通行的社保制度；三是除帮助就业外，还要多关心劳保、维权等问题。

　　“兄弟姐妹把胸膛挺起来，历经艰辛不怕风吹雨打”，奔驰的列车，载着满怀期盼的农民工，将铿锵不屈的旋律带向四面八方。（记者张先国皮曙初 钱荣 朱薇 周伟 蔡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