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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返城农民工找工作心态迥异
本报记者 李剑平
“60后”陈和平：城里没有我吃不了的苦
一句“放下筷子、吃完年夜饭就想着怎么找事干”的话，道出了陈和平的几多艰辛与困惑。
这名庄稼汉，1962年11月出生在安徽省郎溪县毕桥镇灯塔村，在当地也算一个“老农民”了。1月30日，当他风雨兼程赶到杭州市萧山区劳动力市场时，他又成了一个要找工作的“新农民工”。
2008年，他与私人建筑队在浙江省富阳市承建两栋农村民宅，赚了七八千元，原本想把钱包赚满一点回去过年，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他刮回了皖南老家。他从未上过学，不知道什么叫金融风暴，只是建筑包工头诉苦说：“接不到项目了，我不知道投奔谁去，你们卷上铺盖走人吧！”
回到阔别一年的农村，村舍与山峦依旧。陈和平说：“除管理一下田地里的小麦、油菜外，无所事事”，既没见到当地政府的调查摸底人员，又没参加什么劳动技能培训。1月29日，与父亲吃过早餐后，这名汉子踏着泥泞的山间羊肠小道，走出郎溪县的灯塔村，高一脚、低一脚地朝着邻近的十字镇方向赶路。临近中午才到达这个有班车通往杭州汽车北站的皖南小镇。
登上开往浙江方向的班车，票务员告诉“45元路费”，他费了一番周折才把藏在蛇皮袋被褥中的钱包打开，把几张皱巴巴的人民币交给了对方。班车急驰在浙皖交通线上，老陈的心越来越沉重，“这次上哪儿去？”
日落时分，车抵杭州。“人间天堂”并没给这个春节后提前返城的农民工带来多少幸运。他背着被子，朝杭州城站方向游荡。夜深人静时，温差较大，路边一晚20元的旅馆舍不得住，他索性来到火车站出口处的地下通道，用背袋中的被子裹身入睡。
次日清早一觉醒来，他听同睡的伙计们说，萧山区有一个劳动力市场，或许好找工作些，他就带着行李在杭州站附近坐上了开往那里的公交车。
老陈没想到，他在钱塘江南岸的劳动力市场吃了“闭门羹”。市场与职业介绍所要到2月1日才开门，陈和平足足在此闲逛了两天。一日两餐，每顿吃3元一碗的面条，晚上就随便找一个避风的角落度过。
自己年龄偏大，又没技术，工厂的活干不了，只能到建筑工地卖苦力。他曾跟远房亲戚到上海、宁波建筑工地打工，多年来工种一直没改变。
对今春能否找到活儿干，他“心中没有底”，但他说：“城里年轻人不愿干，干不了的苦活、重活，我都干得了”，这就是他的最大竞争力。在表达了对找工作的坚信后，陈和平也流露出了一分忧伤。年轻时家里兄弟姊妹5个，他身为兄长，由于家里穷相处了两年多的女朋友飞了，至今未婚。“能找到活儿干，心情还平静。若是没事干，既没住的地方，又要花钱吃饭，心情就糟透了。”
“70后”贾述强：待在城市总比回农村强
去年10月被浙江恒逸集团裁员后，贾述强至今仍处于失业状态。春节留守杭州，利用大量农民工回家过年的契机，找一份工作是他新年最大的愿望。
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六的长假期间，他总是重复“昨天的故事”，从租住的出租房中，步行2公里来到杭州市104国道旁的劳动力市场“守株待兔”，期待雇主的出现。可寄予的希望越大，感到的失望也越大。
来自河南省淮滨县王家岗乡徐营村的贾述强，1972年3月出生，高中毕业，有16年汽车驾驶经历，是一名有一技之长的“70后”农民工。
找工作难的现实令他一家的生活“捉襟见肘”：租住在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下畈朱村的房子200元／月，一个年满7岁的适龄孩子因为父母的飘泊一直未能上学，全家的经济来源仅依靠老婆在饭店当洗菜工每月七八百元的工资。
“再找不到汽车司机的活儿干，就只能委屈自己干别的活儿了。”贾述强说，总不能长此以往吃“软饭”，靠老婆养着吧！
面临回农村种地与留守城市继续等活儿干的选择，贾述强非常坚决地说“不回去”，在城里待一天就有挣钱的希望。
他的家乡处于淮河王家坝闸的分洪区，“不是涝就是旱，靠种地根本没有盼头”。徐营村2000多户，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他讲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故事：“村中有老人过世，有时连抬棺材的人手都难以找齐”。
“只有出来才有出路，不管生活怎么样，在城市总比农村强”。虽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找工作还没着落，但他对认准的事非常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