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博士的新著《中国30年》在春节前后成为书界最热议的话题。这不仅因为这位有着国际投资银行家、科学家等头衔的美国博士曾经在2005年撰写过《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更重要的是，他为撰写此书，采访了中国100多位省部级官员并在书中多有披露，原本用英文写作的该书其中文版率先出版。有媒体建议读者：“要了解这是一本怎样的书，最好从书末尾的‘致谢’一栏看起。”

　　春节前夕，库恩博士在北京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我要把中国现在的多元化、多面性和复杂性介绍给世界

　　记者：你在《中国30年》里一再强调：介绍“真实的”中国，是赶写此书的一个强烈动机。你觉得目前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介绍不够真实吗？

　　库恩：对于中国，美国媒体会报道一般的事实，但由于没有报道全部的事实，因此有时候看起来是错误的。很多人注意到美国媒体只关注中国的负面问题。其实，他们对本国也一样，但因为美国读者都知道美国怎么回事，负面报道不会产生严重误导。而对于中国，美国读者不了解中国整个国家的状况，就会造成误解，认为是中国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在过去十几年来所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意图就是：要把中国现在的多元化、多面性和复杂性介绍给世界。同时把中国的一些具体国情，包括公民自由度和媒体自由度等介绍给世界，尤其是美国媒体。通过把中国的各个方面介绍给美国，让他们了解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所不知道的，这样才能消除他们的误解。

　　记者：你接触到的哪些情况，是美国媒体从来都不知道的？可否举些例子。

　　库恩：那可太多了。美国媒体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只关注一些特定话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他们关注的中国问题非常局限，少于10个，我都可以数得出来。

　　我要介绍给世界的是现实的中国社会。首先是中国公民的自由度，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包括中国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上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包括用手机发送政治笑话的短信等，个人自由度很高。整个社会，包括家庭和组织的自由度，也有很大提高。可以说，除了少量的限制以外，中国民众已经有很高的自由度了。

　　再者，美国媒体认为中国人，尤其是领导人，说话模式都雷同。我所做的，就是把中国各个领域的不同领袖以及人民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包括私营经济、电影、卫生、宗教等方面的改革，都做一些介绍。这些领域在中国最近这30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事实证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型的社会了。

　　现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才干、智力和领导能力都是顶尖的

　　记者：《中国30年》的第一章很吸引人。你提出—自尊、稳定、责任和远见，是中国领导人思考问题的4种核心方式，也是改革的指导原则。这4个关键词的产生，是来自这几年你对胡锦涛主席政治风格的观察吗？

　　库恩：我得说，这4个词并不只是针对胡锦涛主席来说的，它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几代高层领导人的执政理念。胡主席的前任做得也都很成功，中国一直发展很快，能够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了。我个人认为，胡主席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因为他面临的中国和世界，比起他的前任来说尤为复杂，需要他在更加复杂、更加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创造他的政治理论和哲学。

　　这些原则是一种道德基础。尽管官方没有正式的提法，但我觉得这4个词在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中起了很多很重要的作用。尽管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具体问题，但他们都把重点放在了实现这些基本原则上。

　　记者：可否认为，这4个关键词也是你给西方读者提供的认识中国现实政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库恩：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我说：从外国人的角度看待中国改革开放，这样的指导原则非常有趣。虽然和中国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一样，但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中国这30年。

　　在写这本书时，我的指导原则是：把自己看做一个工具和载体，向世界介绍中国领导人的声音。我所说的中国领导人，不仅指中国政治领导人，还包括不同领域的领袖人物，如一些学者和专家。我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声音用一种非常精确、忠实的方式介绍给西方读者——不仅仅是把他们的话原汁原味地告诉西方世界，同时也把他们的情感、感受传达出去，让外国人理解。另一方面，我也会把我的想法和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区分开来，通过和他们的谈话，通过他们所做的事情，提炼出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的观点从何而来。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领导人的言和行？

　　库恩：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所采访接触到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和各界领袖人物，他们对我所说的，都是他们自己相信的东西。当然，人都是不完美的，他们所说的事情也不见得百分之百正确。但有一点我敢说：现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他们的才干、智力和领导能力都是顶尖的，起码是和世界其他领导人一样好。

　　政治派别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探讨问题的意愿

　　记者：为写这本书，你采访了相当多的中国高官。现在书已经出版几周了，他们大概也都看到了。你是不是已经得到了一些反馈？

　　库恩：将高官们的反馈告诉媒体，我一向是很谨慎的。我可以笼统地说，读过这本书的高官一般都很高兴，因为我讲述了一个非常坦率和诚实的中国故事。这本书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出版，他们也非常惊讶。另外，这本书毕竟主要是让西方读者看的，尽管里面有些观点他们不一定同意，但还是表示了很大的尊重。

　　记者：你第一次来中国是1989年。20年间你来中国很多次，成了很多重要领导人的朋友。你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多改变。有没有一些关键性的事件震撼过你，使你在认识上有了阶段性的飞跃？

　　库恩：确实如此。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以科学家和投资银行家身份来帮助中国的科学和教育改革。我见到的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完全不一样，不仅非常聪明，有能力，而且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邀请我来的宋健博士，当时是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高雅的绅士。我遇到的第二个人，是我的翻译朱亚当先生，他很年轻，激情四溢，认为没有什么是不能做、不能实现的。这就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也是我改变的开始。

　　第二个关键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中国已经好几年，感觉非常好。回到美国之后，我告诉人们中国的事却没有人相信。他们觉得中国仍然是“中世纪的中国”，甚至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我非常沮丧，就和我的合作伙伴朱亚当先生开始思考，也许我们应该努力改变一下他们的看法。我们开始做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1997年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播出的纪录片《探索中国》。我们讲述了10个不同的中国人的故事，包括官员、科学家，也包括农村妇女、煤矿工人、下岗工人、教会和残障人士。这个节目播出后，我们看到了西方的反应——震惊！这种积极的反响是一个真正的里程碑，也有了后来更多的其他项目，包括这本书。

　　记者：你在《中国30年》里提到了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比较了他们与美国左派和右派的不同。在你的中国朋友中，是不是左的右的都有？他们都给你哪些影响？

　　库恩：我喜欢真诚而富有智慧的公开辩论，政治派别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探讨问题的意愿。我有一位挚友，在别人看来他很保守，但在我这个有点自由倾向的人看来，他是最有深度的一个思想家。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极深的造诣。我喜欢哲学，所以我很喜欢跟他交流。那些表面上附和我的人，我不感兴趣。我承认，最近这两本书—《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和《中国30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与我交流，表达他们的真感情，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