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利娜认为，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定位问题也是导致监管难题出现的原因。

　　“公积金管理中心是一个事业单位，行使的却是金融机构的职能。通常情况下，央行和银监会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是极其严格的，而公积金管理中心却长期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视野之外，成为管理大笔款项的特权机构。”汪利娜说。

　　据了解，金融机构都会建立严格的会计报表制度，在固定的时间定期向公众公开，从金融机构监管制度来讲，这是有硬性要求的。但是目前法规要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包括社保等公共基金)应该公开的财务报告，常常是语焉不详，也没人要求他们像上市公司那样做。

　　“对公积金反腐的有效着力点之一，就是要使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信息全面透明公开，使大家的公积金，始终置于大家的监督视野之下。”丛城说。

　　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住房公积金的外部审计监管力度。丛城认为，这是在体制难以短时期理顺的前提下采取的一项有效措施。但汪利娜认为，“审计监管终究是一种事后监管，审计出来的时候大事已经发生了。要想真正保证住房公积金合理合法的运用，还需要在更深的层面作文章”。

　　住房公积金是老百姓的钱，究竟怎么用当然得问老百姓。但现在，很多时候情况正好反过来了，这是需要通过法律予以纠正的

　　那么，这更深一层的文章该如何作呢？专家学者的目光一致聚焦在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上。

　　据了解，现在实行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1999年颁布的，当时参照的是1991年上海试点住房公积金时的模式制定的。丛城认为，当时的情形无疑已经远远滞后于目前住房公积金发展的形势了。

　　“从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重要性来讲，条例的效力也太弱了，需要上升为法律。”汪利娜说。

　　那位九三学社地方委员会负责人在进行了深入调研后提出，由于没有新立法，使得司法部门面对公积金犯罪时无法可依，导致违规行为不断。

　　他对记者说：“尽管一些地方依据条例从实际出发，也相应地制定了一些规定、办法及操作规程，但在具体执行中，确实碰到管理条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基金投资风险谁承担、行业管理单位比地方单位缴存比例高的问题等等，必须尽快建立健全住房公积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建议将此条例修改完善后形成住房公积金管理法，使住房公积金管理法律化、制度化。”

　　记者发现，对于他的这种观点，业内专家一致表示赞同，并认为，住房公积金管理法制化更为核心的问题是，通过立法理顺公积金缴纳人与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法律关系。

　　事实上，这一问题新年伊始已经凸现出来。

　　1月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透露，2008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缴纳规模达到了2.02万亿元，而闲置公积金支持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房建设的试点工作也将启动，高达6000亿元的闲置公积金开闸投放经济适用房等建设。

　　尽管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在目前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大形势下，这部分资金对于缓解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压力很有帮助，如果能合理运用将有效提高我国住房保障水平，但此举仍引发了一些质疑。

　　在一家知名网站进行的“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保障建设”的网络调查中，不少网友反对公积金用于保障房建设，理由是“住房公积金属于个人缴纳，应该征求住房公积金缴纳人的意见”。

　　实施公积金建房新政是否需要缴纳人同意呢？或者说公积金缴纳大众是否对公积金使用具有话语权呢？

　　“这一问题问到了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软肋上。”丛城说。

　　据介绍，目前，住房公积金缴纳人和公积金管理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未在法律上厘定清楚。虽然，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公积金管理机构每年对缴存人所缴住房公积金进行结息，但这不等于明确了管理机构和缴纳人之间，是储户和吸存机构之间类似储户和银行的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大家把公积金交予公积金管理中心，是因为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被法定为具有管理公积金的职责，而并非因其有什么特别资信。

　　丛城进一步分析道：“事实上，公积金中心只是一个事业单位，没有注册资金，根本谈不上管理数以万计不确定对象的社会巨额资金所应具备的管理能力和金融资信，显然，管理中心和缴纳人之间类似一种法定的公众财产信托关系，这意味着公积金管理中心所有关于公积金资产投资运用的决策，应该经过信托财产产权人表决同意。”他认为，尽管条例的确设计了由管理委员会来行使公积金重大决策，但从实践来看，管委会委员不具有公积金缴存大众的代表性。在物权法已有的法律环境中，基于私人产权的公积金集合资金，作为产权人的缴存大众，有理由过问其信托财产的用途和去向，并对如何监管具有话语权、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住房公积金是老百姓的钱，究竟怎么用当然得问老百姓了，但现在很多时候情况正好反过来了，这是需要通过法律予以纠正的。”汪利娜说。

　　本报北京2月4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