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蚀财免灾”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难免出现不规范的地方，一些媒体记者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报道，就会把这个话题放大，会在消费者中造成对企业的不良影响，有的企业比如著名的南京冠生园就是因为媒体的一篇负面报道给弄垮了。企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找媒体沟通公关，该花钱的一定要花钱，千万不能让记者写出来，即使写出来了，也要想办法不让媒体刊发出来。”成都一家颇有名气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在考虑再三之后才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叮嘱记者一定不要提他所在企业和自己的名字。据他透露，这家企业每年都要花费数额不菲的“公关费”、“联谊费”，把负责报道企业所在行业的新闻记者打点好，每到年终，他会让负责宣传公关的部门把相关记者甚至媒体负责人请到企业来“联欢”，每人送上一个红包，红包里面的数额根据媒体的影响力大小和来人的级别而定，影响力大的、级别高的自然就多。

　　“不这样不行啊，我们企业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以前就是因为没有把媒体记者打点好，一篇关于产品的负面报道，让企业的利润急剧下滑。与其让他们找上门来，还不如主动把他们‘团结’好，免得记者找我们麻烦。”这家企业负责人胸有成竹中的话语中带着些许无奈。

　　一些有点名气的企业大多和媒体记者“不打不相识”，强大的媒体舆论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蚀财免灾”。这些企业除给记者一些“公关费”外，还会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每年做出媒体广告投放预算，把一些重点媒体列为投放广告的主要对象。

　　“只要企业把广告投放给我们，即使我们的记者‘逮’住企业的问题，只要不是必须报道的内容，我们就会及时通报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处理。”一家媒体的负责人说。

　　而在出现媒体和企业“和平共处”局面之前，媒体记者和企业往往要进行反复较量，围绕“曝光”的话题，双方有时会动用自身的全部社会关系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大多以企业的“屈服”而告终。

　　地方政府纵容滋养

　　经过多年的“曝光”与“反曝光”的拉锯之后，不少地方政府和媒体记者成了“好朋友”。每到年终，一些市、县宣传部就会专程赶往省城，邀请一些媒体记者聚会，参加聚会的记者或者媒体领导会领到红包或者土特产之类的礼品。

　　“有了这样的主动公关，我们就会少很多‘干扰’，地方哪会一点问题没有呢？”某县一位宣传部副部长说。

　　一些政府部门的不当作为给记者乱局的滋生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山西近年来频频曝出真假记者在矿难后领取“封口费”的丑闻，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对矿山安全监管乏力不无关系。山西一位副县长说：“‘记者’欺负得我们实在吃不住了，但又不能把他抓起来，没办法，咱有把柄抓在他们手里。”

　　“如果政府职能部门分管的工作中出现了问题，被记者曝光了，那么这个部门的相关人士在年终考核时就会被扣分，而分数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目标奖。有的考核是一票否决的，比如计生，环保等，如果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而被媒体曝光，那么关联者的目标奖就会全部被取消，这会直接影响这个人的经济收入和仕途。”某县纪委的相关人士说。

　　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一些地方政府中存在不当作为的职能部门在手握“问题证据”的真假记者面前，“乖乖”地拿钱“封口”就不难解释。

　　“目前，中国的官员大多是上级任命，对下级的考核权握在上级手里。如果媒体对一个地方的曝光多了，让当地的主要负责人在上级面前脸面丢尽，抹杀地方领导的‘政绩’，从而影响上级领导对他的提拔使用。在这样的‘政绩观’的误导下，一些地方领导会让当地的宣传部门尽量满足媒体记者提出的要求，包括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以免把当地的负面形象放大。”一位资深宣传官员这样说。

　　长期以来，官场里潜存着“报喜不报忧”的习惯思维，上级领导到下面检查调研考察，往往看到的都是当地“光辉”的一面，会影响当地领导人“政绩”的问题往往被其捂得严严实实。在某些官员的执政思维里，发现了问题后不是去想办法解决，而是想办法掩盖，只要在其任期内不被媒体掀开盖子，不影响上级对他的任用，拿国家的钱去封住记者的口并不算什么大问题。

　　一边是地方官员渴望的“莺歌燕舞”，一边是记者的“环境监测”。在地方官员封出的红包“滋养”下，记者失语，积弊甚重、问题成堆的地方在记者的笔下可能会变成了“形势大好”。

　　在地方政府的纵容中，在媒体的默许下，就这样，一批批真假记者还在“致富”路上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