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到“限薪令”这个话题的确回避不了国内的国泰君安。因为国泰君安业绩并没有上涨，国内券商整个业绩在下滑。不管工资是不是拿的很高，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大众业绩究竟增长了多少？

　　因为中国券商绝大部分是国有的，这就要求规范的薪酬制度。因为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必须得和普通的民众一起共度危机。去年你可以说业绩好，但今年业绩没那么好，怎么办？下降一些，银监会没有直接命令商业银行高管拿多少钱的权利，但最好也要限到150万。国资委也要求下边国有企业都要限薪，这都是自下上而上，包括上海9家银行，都是自上下上。又比如三翼中共，亿阳信通，他们主动降薪，降薪不仅是姿态，更多是你能不能和企业共度一切的精神。

　　苏海南：金融企业高管薪酬偏高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

　　金融企业高管薪酬过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虽然我们国家的金融企业的高管薪酬相比国际上的一些金融企业薪酬而言，不是太高，但是与我们国家的发展中阶段国家的现实情况相比，与我国其他人员的薪酬水平相比，与这些金融高管他们承担的责任和业绩相比也是偏高。

　　蒋锡培：高管要做表率和榜样

　　(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

　　我们国内的好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很多企业，都已经采取了这样的一些方法，有的甚至是不拿年薪，只拿一块钱年薪，确实对企业来讲，还是有帮助。而且要想使得大家共度难关，首先是作为高层人士要做出一个表率和榜样来。

　　刘持金：国家可考虑制定工资的上限

　　(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长)：

　　很多企业绩效考核、绩效奖励应当跟业绩挂钩，这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做法。那么对于某些企业，如果并不是因为领导层决策的正确，或者是领导层执行的力度，而导致企业的业绩增加的话，那么这个奖励就要打上问号了。是不是应当有国资委或者中组部，给予一定的上限的限制，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可以去考虑的。

　　薪金管理：尊重市场更要注重道德

　　霍德明：企业家应流着道德的血液

　　(《今日观察》评论员)

　　当经济回归的时候，限薪令可能取消了，但对于政府高度干预市场机制我不赞成。但由于这次金融危机中由纳税人的几万亿资金去救助这些高管人员，是不合适的。像这次温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说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企业不能没有规范，必须有伦理道德支撑在这里。如果由整个社会负担对一个自由市场经济造成莫大的损害。所以我想这次教训应该很清楚，应该是新的经济时代开始了。

　　张鸿：别盲目崇拜华尔街模式

　　(《今日观察》评论员)

　　这次的限薪令是他山之石，很多企业一直把华尔街当作偶像，即所谓的国际华尔街模式，我们很多企业高管的确学会在自己薪酬接轨了，但有效绩效考评制度是不是已经完善了，则完全没有学来。没有接轨。那其真正的有效叫什么有效？第一，你的确做了多少，而不是企业不挣钱你还要多拿。第二，要有效遏制谈判，我们必须要承认，人是贪婪的，对中国还有特殊的情况所有的限薪不能仅仅自上而下的命令，还要有一个禁止让它变成一个自下而上一个约束，这就是中小股东要有表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