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我特别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件事实，然后对我进行授权，和我联系，可是我们团推出了那么久，没有一个人这些单位的人和我保持联系。我也试图通过别的一些渠道和他们进行沟通。比如我希望采访我的记者，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但是从来没有人明确表态，他们支持我，或者委托我做这件工作。

　　1月23日，刘洋在博客上发表一篇题为《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征求原告最后呼吁书》，他这样写到，春节气氛越来越浓，性急的鞭炮越来越响。我，我们这81人的律师团，还有我这个空头的首席律师，心里却是越来越着急。昨天在获知法国《费加罗报》的有关律师团成立的全部消息之后，佳士得拍卖行公开宣布，如期开拍，征求原告的新闻发布会开完已经六天，1为23日到2月23日满打满算一个月的时间，中间的春节，绝对是个需要忘情欢乐的美好时光，掐头去尾，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然而那些走失的孩子的亲生父母和法定监护人呢，为什么至今还不出面？我们寝食不安。

　　何 兵：因为我们确实觉得，以国家文物局来出面进行诉讼不合适。

　　记 者：为什么不合适呢？

　　何 兵：因为它毕竟是国家政府，一旦政府打官司输了，人家说你这个政府至少不慎重，不严谨等等。所以我可以理解国家文物局不出面。

　　何兵教授说，在他看来诉讼风险大，是相关部门不愿出来的主要原因。

　　律师团在意识到了政府的相关部门充当原告的可能性不大之后，转而把眼光投向了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这个致力于抢救海外文物的正式注册的民间组织，成立于2002年10月18日，也就是火烧圆明园的纪念日，副总干事牛宪锋之前与刘洋律师是认识的，在律师团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当天，牛干事也去了现场。

　　记 者：为什么你们不能成为原告？

　　牛宪锋：到法国打官司，是不是对于法律的诉讼的程序非常了解？我们准备的材料，和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依据是不是有漏洞？我觉得现在漏洞还是比较大。因为法律诉讼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工作。如果我们在准备工作不足，从实现圆明园的鼠首和兔首回归来讲，它是一个是不利于回归的方式。

　　记 者：为什么这是不利于它们回归的一种方式？

　　牛宪锋：因为这个官司打不赢的话，实际上这条已经堵死了。1860年的时候，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掠夺，因为掠夺而流失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包括史料来支持这个事情。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讲，它是流失文物。但实际上如果通过诉讼的方式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材料，有证人，当然证人现在找到了，材料我们是否还有？能够有相应的史料来证实我们的这种说法。

　　因为追索海外文物很多方面都很复杂，他们从事这项工作也有很多困惑。他们为此前不久还专门召开过法理研究会。目前他们比较赞成的方式，除了回购、回赠，就是通过外交途径做非诉讼形式的讨还。

　　讨还，我们给的定义就是依据国际公约和法律的一些原则，和相关的法理作为道义上的支撑和作为理论上的依据。通过与国际组织、民间机构来相互地合作。在相互理解，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共同的研究、文化交流，共同的学术方面合作，实现鼠首和兔首回归。它不是那种简单的，一件文物在国外的博物馆里面，我们就要把它给要回来，不是那样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

　　除此之外，很多人还关心，现在的兔首和鼠首的持有人皮埃尔·贝杰他是通过合法手段持有的，律师团又以什么去要求人家返回呢？

　　刘 洋：我们中国法同为大的法系，我们起用了一个善意取得原则。如果它具备有三种情形，那么我们授予它善意取得。第一，他在公开市场购买的；第二，他在买的时候不知道这是被盗的；第三，他支付了合理的兑价，比如1万块钱的价值你支付100块钱显然是不合理的，满足了这三种情形，它就可以向我们持有人索讨赔偿金，对于贝杰先生，我们如果和解，我们可以承认他是善意持有的身份，我们可以支付赔偿金。

　　巨额费用难倒律师团

　　尽管从法理上来说，对于打赢这场官司，律师团有一定的信心。但是起诉最关键的原告问题却一直没有能够解决。1月25日除夕那天，事情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在香港注册的一个社团法人，全球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的会长爱新觉罗朱迪先生和律师团沟通，表示愿意做原告。爱新觉罗家族是满清皇氏的后裔，圆明园兽首当时应该算是他们的家族财产。

　　刘 洋：我说首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这个财产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他说他认为公有国家财产。我说那你为什么作为原告来诉讼，他说我是中国人。如果拿回来，我要把它献给国家。至于他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诉讼主体，我们在反复思考，因为他是经过香港政府注册的合法的社团法人。他就是法国诉讼法所承认的一个团体，因为他毕竟和本案具有直接的牵连关系，因为在那个阶段，它至少还是皇家的文物它被拿走了。我们在考虑，如果在没有更合理的主体，来我委托我们起诉，我们在考虑动用他。

　　记 者：2月23号到25号，他们就开始拍卖了，时间这么紧迫，已经有原告出现，为什么您在这个时候却犹豫呢？您在等什么？

　　刘 洋：我在等待更适合的主体，讲老实话，这里有个具体困难，爱新觉罗朱迪告诉我，他们年龄都很大了，经济都很拮据，他们没有能力来拿这笔诉讼费用。你知道，我们律师可以不收费，甚至于我们律师的飞机票我们自己可以掏腰包，但是在法国诉讼，法国法院要向外国人收取一定的预付诉讼费，要按照我们的这个争议的价值两亿来计算，诉讼费大概是40万人民币左右，而且如果有好的诉讼结果，比如判决返还，同时要给对方当事人进行一些赔偿，这个费用恐怕要几百万，我的律师团恐怕没有这个能力把它拿回来。

　　记 者：就是相当于在考量一个原告合不合适的情况下，其实经济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刘 洋：非常重要的，在整整一个春节，我都在向我的朋友求借，我希望他们出来赞助。可是到现在，我的努力应该说是微乎其微，还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出来赞助，这就是我们走不下去的原因。2月23号开始拍卖，还有19天时间，包括签证到法国起诉，到受理，然后到送达查封的传票，查封的裁定书，即便是明天就能授权，我也感觉到恐怕时间来不及了。但我们并不是一筹莫展，我已经做好了一个律师函，同时我也在起草一个律师声明。律师函是针对皮埃尔·贝杰先生和佳士得拍卖行的。无论从情从理上进行一些道德劝说和法律跟进，我希望我的律师函能达到不战而屈的作用，我相信他们看到我的律师函会有所触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