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武欣中

　　大年初七，春节过后第一个工作日，不到上午10时，位于深圳平湖街道大草埔的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顺公司”——编者注)门前已经挤满了节后返城打工的农民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女孩子。从堆在地上大包小裹的行李来看，很多人是下了车就直奔这里来的。公司门前的窄巷里，一条“欢迎新老员工回家”的条幅格外醒目。

　　来自河南商丘睢阳区固堆乡后张楼村的张俊英和她的几个同乡嚼着一节甘蔗，无所事事地在人群中闲逛，有着4年打工经历的张俊英看起来比她的同乡更成熟些，虽然说不清楚金融风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今年的工作不好找她却早就预感到了。春节前，她供职的东莞石龙一家电子厂就因为订单不足提前放了假。“过了年早点来，或许还能有一个好点的岗位”，为此，还在大年初五乡下年味正浓的时候，她就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天上午，全顺公司的老板张全收一直不停的在打电话“推销”他的员工。“老板，你的工厂什么时候开工啊，我这里员工已经到了，都是女孩子，熟手，去年就在你们那里做的，随时可以上岗”，张的普通话里透着很重的河南口音。

　　对“农民工司令”张全收来说，这个春节是他当上司令后过得最焦虑一个。从大年初七上班开始，全顺公司每天都有二三百名来自河南、安徽等地的员工返城。

　　农民工出身的张全收曾创下有名的“全顺模式”：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组织起来，哪个厂需要人，就“打包”调过去，这个厂干完了撤回来再调到另一个厂子，即使没活干，工人也能在他的公司免费吃住，每天还能拿到40元的补助。在民工荒的年代里，张全收的业务一年比一年好，最多时手下有一万七八千人，除了珠三角的深圳、东莞，粤北的清远、韶关甚至福州、厦门的企业里都有他的员工，他也因此被人称作“农民工司令”。2008年，作为农民工的代表，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经济要素中的劳动力输出环节，张全收无疑最早感受到了金融海啸的寒意。全顺的客户多是家具、玩具和纺织这类出口导向型的加工企业，从去年10月始，由于订单大幅减少，一些合作企业不得不把民工遣送回全顺公司，而张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将他们遣送回乡，提前放假回家过年。

　　随着放假回家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他的队伍也在不断缩小，人数从1.8万逐渐递减到1.3万、1万、5000、3000，以至于有媒体说他现在是司令变成旅长了。虽然对这个说法张全收颇不以为然，但他承受的压力确是实实在在的。

　　实际上，作为人力资源企业，全顺真正的压力是在春节过后、员工们开始集中返城务工之际。“往年节后这一个礼拜，我这里至少能送出1万人，今年也就3000人。因为订单不足，去年要5000人的企业，今年只要1000人，一些企业还推迟了开工日期，这让张全收不得不采取“非常”的应对措施。

　　“让好安排上岗的女孩子先来，男孩子和年纪大的先登记，留下联系方式在家等着，等情况好转时再说。”以往“来者不拒”、以农民工蓄水池自居的全顺，现在也不得不关上闸门，限制人员流入了。“要不是控制着，每天回来的员工五六百人可能都不止，预计过了正月十五，回来的员工会更多。由于缺少岗位，全顺现在已经养了1000多名员工，吃、住加上工资补贴，一天就得五六万元。

　　与员工流入的压力相比，更让张全收焦虑的是员工的出口。按照张的话说，2008年之前，全顺牛得很，都是用人企业来求他们，今年情况截然相反，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全顺头一次开始求人了。尽管在和用人单位老板通电话时张全收的口气显得轻松豪放，但内心的焦虑却让人很容易就能感受到。

　　“作为一个企业，现在我们的压力非常大，能想的办法都已经想过了，只能等待经济形势好起来。”张全收说。但他坦言，情况什么时候能好转，他心里也没底。

　　好在全顺在七八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了一些稳定的合作伙伴，这些企业在需要的时候得到过全顺的帮助，现在全顺有困难，他们也答应尽力帮忙，这一点让张全收略感欣慰，毕竟，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大家抱团才好过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