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人物

　　郭彤，1919年出生，现年90岁。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知识青年郭彤和丈夫王文克(入市后先到一区区委工作，后调入市委研究室任主任)作为这个大城市的管理干部进入石家庄，入城后任二区区委宣传委员等职。在石家庄市第一届市人代会上，郭彤当选市政府委员，后任民政局局长，是石家庄解放初第一位女局长。1952年赴京，离休前任统战部干部局局长。

　　194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在石家庄(时称石门)的最后一个据点———正太饭店被华北野战军一举攻克，石家庄解放了。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座大城市。也意味着，20多年来，一直坚守在农村闹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管城市。石家庄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管理城市的试验田，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提供十分有价值的经验和模本。

　　2009年1月16日，在北京，郭彤老人的住所，我们透过一位耄耋老人零碎的记忆与描述，触摸石家庄解放的细节以及共产党接管城市后方方面面的努力。

　　商户从门缝偷偷地向外观看

　　1月16日，在国务院家属院一处古色古香的住所内，年届90的郭彤老人回忆了她在石家庄工作、生活的那段日子。时隔60多年，她仍能清楚地记得石家庄解放的日子：1947年11月12日。

　　刚解放了的石家庄堪称“一座死城”。早在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一切以战争为主，把石家庄作为华北重要军事基地，导致了城市的畸形发展。对战争物资，如粮食、棉花、煤炭等实行疯狂掠夺，而对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再加上军事封锁，限制了经济贸易，石家庄一片萧条。国民党接收后，同样一切以战争为中心，设卡封锁，货物奇缺，物价飞涨，经济危机严重……

　　“我是11月27日从晋察冀边区来到石家庄的。”此前，郭彤在晋察冀边区做妇联工作。石家庄解放后，包括她和丈夫王文克在内的很多干部被调进石家庄，学习管理城市。“虽然在山东济南读过高中，对城市环境不陌生，但由于长期在农村工作，刚到石家庄还是很兴奋，感觉石家庄很了不起，连片的楼房、大马路，马路两旁的商铺很多……”

　　由于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和信任，郭彤到达石家庄时，绝大多数商铺还处于停业、观望阶段。“路上随处可以看到共产党的军队，那些商铺都不敢开门，商铺的人也不敢与共产党人接触。大多商铺也没有完全关闭，开启一个小小的缝儿。我从商铺门前经过，就发现里面的人不时地通过门缝儿向外看，大概是观望外面的形势吧。”

　　郭彤老人说，慢慢的，市民和商户们逐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后，也就没有了原来的迟疑和恐惧了。

　　印象深刻的一段“弯路”

　　郭彤老人说，石家庄解放后，大家仿佛看到了全国其他地方将陆续解放的曙光。工作热情很高，都在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不过，郭彤遗憾地说，当时的城市管理曾经走过一段弯路，曾经在农村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在城市行不通了。“好在及时得到了纠正，没有酿成大祸。”她说，“也难怪，大家长期工作在农村，对城市的管理的确很陌生，只能一点点地摸索着前进。”

　　郭彤老人回忆，石家庄的人民政权建立之初，各区成立了统一领导的工作委员会，分若干工作组，确定了中心任务是组织与发动贫民。工作组的首要任务就是普遍发展贫民会员。先找来少数贫民谈话、开会，然后让这些人去串联、发展会员、编组，选举贫民代表等。很快，市内一区、二区的贫民会就普遍建立起来了。不久，贫民纠察队也相继建立了。贫民会是最高权力组织。

　　后来，便开始了清算斗争。由于当时的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除了少数人真心为翻身复仇，目标对准敌特、恶霸外，多数抱着“参加斗争分财产”的思想，认为“谁有钱就斗谁”、“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一时，工商户收到了贫民会清算查抄和内部伙计斗争清算的双重威胁，处于极度恐慌中，纷纷谋出路。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极度不满，认为“把买卖斗得都关了门，穷人更难过。城市里没有了商业，说是乡村吧，还没有地种。”

　　此时的石家庄，处于一种新的混乱中。郭彤说，这期间，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多次来到这里视察，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更正。“记得是1948年初，在和平剧场召开的大会明确指出：走错路了，中央批评了，说工作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不应将农村里土改的那一套搬到城市里来，城市贫民代表不了这个城市。城市里没有工商业，就不算城市……”

　　郭彤说，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和常识，而对于刚刚入城的干部来说，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十分清晰的认识。所以，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后，会场几乎爆炸了，不少人都难以理解和接受……

　　后来，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明确指出，保护工商业、发展城市经济，不能照搬农村的方式，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求解散贫民会、放手组织行业工会，逐步发现骨干，团结大多数……

　　动荡的岁月单调的生活

　　与在农村时相比，郭彤他们这些从外地调来的干部来石家庄后，住的条件还不错，大多是砖瓦房，一个小院一个小院的。但生活上还比较艰苦，比农村好不到哪里去。在农村能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改善生活。入城后，是供给制，什么都要自己买，手中没钱，伙食不好，小米饭、绿豆、咸菜，一吃就是好几年，“小米饭本身不错，但几年不变样，直到后来看到小米饭就反胃。”

　　当时的石家庄，虽说是解放了，国民党的轰炸一直都没有停止，“环境不安定，危险时刻存在。”

　　经济“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走了一段“贫民会”的弯路后，政府的工作很快转移到工商业和城市建设上来。1948年元旦的各界人士座谈会上，时任市长柯庆施明确说：“我们的方针是建设石家庄，民主政府关心的是人民生活有无办法，工商业能不能发展；如果老百姓活不下去，要这个政府吃闲饭呀！”

　　为了激活石家庄的工商业发展，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者、发展公营企业及合作经济，这“三驾马车”很快就齐头并进了。

　　解放初期，石家庄繁华地段南大街的商号几乎全部关门停业了。为扭转混乱，使工商业尽快恢复并发展，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制订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布告安民，宣传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调整税收，发放贷款等。很快，商号们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和扶持他们的，便开始转移到积极发展上了，已停业的商号相继开业。

　　在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同时，石家庄人民政府把国营、公营企业，作为城市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下大力气予以发展。按照当时的习惯分类，归属晋察冀边区(华北政府)的工商业为国营企业，归属石家庄市的为公营企业。到1948年底，石家庄的废墟上，已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荣景象了。

　　政府还发展合作经济，帮助失业市民生产自救，进而解决城市就业，活跃城市经济。郭彤特意提到了“黄包车”，“那时，市里没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主要靠行走。”在新旧交替之际，某些思想观念也在困扰着人们。由于担心让人说，坐人力黄包车是旧社会的产物，是压榨、剥削人，没人敢坐，这也导致了人力车夫面临着失业。人力车夫大多拖家带口，平时生活贫困，叫苦连天，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政府又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那么多的工作机会。“为了鼓励人们打消观念上的顾虑，市长亲自坐黄包车在大街上走了一圈，引起很多人驻足观看。”从此，人力车的生意还真的好起来了，方便了人们出行，又解决了车夫的生计问题。

　　是经验也是财富

　　郭彤说，到1949年，石家庄已经是一派繁荣景象了。那一年，最令人振奋的事件就是召开了石家庄人民代表大会。“由普通老百姓选举人民代表，行使权利，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呀！”

　　1949年7月，在石家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郭彤被选举为政府委员，后任市民政局局长，成为石家庄解放初的第一位女局长。“那时候，民政工作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除了目前所包含的工作内容，民族、宗教问题也属于民政的工作范畴。”郭彤老人说，一切工作步入正轨之后，按部就班地，也没有了想像中的那样困难了，“总之，大家热情高涨，感觉总有用不完的劲儿。”

　　石家庄解放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试验田，石家庄的城市工作不是石家庄一个城市的问题，刘少奇说，“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要“创造一套石家庄的东西”。所谓“石家庄的东西”就是在接管城市、建设城市、改造城市中，摸索出有别于农村工作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正是遵循这一原则，石家庄在解放之初的工作实践中，在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为有效接管城市、建设城市，提供了样本。石家庄1947年-1949年的历史贡献，意义就在这里。

　　在以后的日子里，石家庄的经验陆续被推介到新解放的城市。1948年11月济南解放时，郭彤的丈夫王文克被邀请到济南介绍入城经验。他不仅介绍石家庄的经验，也谈到了教训，进城不能“开仓济贫”，不是依靠贫民，而是依靠工人阶级，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壮大经济……

　　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随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合并，石家庄成为华北解放区的中心。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进驻石家庄西北的小山村西柏坡，石家庄又成为中共中央的前哨和屏障。历史的发展，再次将石家庄和中国革命的进程紧紧地联系起来。新石家庄已经成为现实，新中国也正在健步走来。

　　[本文参考了《转折———1947·石家庄》（200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谨致谢意]

　　（本报记者：刘丽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