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李美锐和肖方云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来到深圳，是因为有亲属在深圳打工，虽然这些亲属现在也处于失业当中。

　　记者：“你们出来之前，心里有没有底，能不能找到工作？”

　　农民工李美锐：“那没有。”

　　农民工肖方云：“反正出来的时候想着，这里找不到肯定那里也能找到，就到处转吧，结果出来什么结果都没有。”

　　记者：“你们出来之前有没有在当地，从哪得到一些信息，就是说哪个地方工作可能会好找，需要哪些人。”

　　肖方云：“没有。”

　　李美锐的叔叔告诉记者，他当初来深圳也是因为有老乡在这里。

　　李美锐的叔叔李均圣：“包括我自己在这混了这么多年，都是碰运气。”

　　李美锐这一家当中，最多的已经在外打工十几年，最少的也有五六年，虽然在外打工多年，但他们依然是除了亲戚、老乡之外，基本不信任来自其它渠道的信息。

　　肖方云：“不信任，上当受骗害怕了吧，现在都对哪一点都不信任了。”

　　而缺乏技能也成为这些农民工找工作的更大障碍。在采访期间，记者曾跟随全顺人力资源公司的董事长张全收去过一家工厂，这是一家生产针织品的企业，急需大量会使用电车的技术工。

　　张全收：“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会蹬电车的人有多少，大家举手，站起来，有这个技术为什么不站起来，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二十六个，千分之二十六。”

　　李美锐和肖方云告诉记者，他们也知道掌握技术的重要性，但两人小学毕业后就迫于贫困出来打工，这些年来赚的钱一分都没有剩下，也根本没有学到任何技术。

　　李美锐：“那个想也是白想，你想也是不会干成的，那是白想。”

　　记者：“为什么觉得白想呢？”

　　李美锐：“那是自然，你家又没有钱，那你不是白想么。”

　　如何帮助农民工走出失业、盲目就业、再失业的怪圈？

　　象李美锐和肖方云这样的男性农民工成为就业大军中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找不到就业渠道，加上自身文化水平低，只能流动盲目。很多时候，为了谋生匆匆不得不就业，更无法提高自己的技能，从而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怎么样才能帮助这部分农民工走出失业、盲目就业、再失业的怪圈？专家告诉我们，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和创新。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劳动力就业专家。郑功成说，在积极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输入地管理部门可以考虑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为农民工提供有效的技能培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这个培训应该把当地的农民工，应该把他们吸收进来，提供有效的培训和技能教育，那么还有失业保险基金，这也是我们主管部门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的失业保险基金现在估计已经超过一千个亿，这一千个亿现在我觉得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深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也确实正在增加投入，鼓励对农民工加强培训。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管理处处长宋献华：“培训一个就是鼓励企业培训，你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你多鼓励企业，再就是鼓励社会培训，第三就是政府补贴的培训，政府给予补贴了，中央财政市财政都给一部分了，再就是加强培训的协作了。”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仅以企业培训来说，实际操作中难度极大，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正常情况下，农民工流失率接近50%，也就是说，每年新开工时，每两名农民工中就会有一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再返回到工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比例达到了70%，这些新一代农民工相对缺乏忍耐精神，管理难度大。

　　安尚光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志宏：“他的这个生活习惯都要我们来进行给他强调，给他规范，那是太累了，确实太累。”

　　而这些农民工则告诉记者，由于原来工作好找，他们稍不如意就会离开工厂，或者到其它城市谋生，至于培训，而根本无从谈起。

　　李均圣：“实际的话就是培训也听说过，听说过的话，你这种就是说没有文化，又没有人际关系，就是说信息又不宽的，轮不到你头上来，你怎么的话你找都找不到，就这么回事。”

　　安尚光源的副总经理陈志宏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信息闭塞，流动性强的农民工来说，除了国家加大投入外，类似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这种整合资源，能对农民工提供基本保障的模式值得借鉴。

　　陈志宏：“工厂是谋利的，谋利单位，而不是说教育单位，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来讲，就是要看到下面这个社会教育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想到的就是说，我刚刚讲，张总也好是一个新时代，一个新产物。”

　　而对于农民工司令张全收来说，由于条件所限，他所能做的只有控制接收新员工。

　　张全收：“如果上级政府对我关注了，能给我提供一个宽敞的地方，让农民工转移就业培训，我们会一轮一轮地做好，我们现在都是普通的农民工，他将来可以做到技术工，要有了地方，政府再给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那我们越做越开心了，公司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都会有一个安抚的地方，他们也会有序地转移了，有序地出去打工了。”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宋献华处长说，有组织就业应该是将来发展的方向，但对于劳务派遣公司，目前有关政策尚未明确。

　　宋献华：“我想最大的问题，从我本人的感觉就是市场管理应尽快出台这个人力资源市场管理规定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功成教授则提议，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应进一步加强联动，尽可能减少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在输入地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在输出地则提供更好的回乡创业条件。

　　郑功成：“就是包括金融政策，财政税务政策，这样我感觉到，农民工的流入地能够促使返乡的农民工创业，它也不仅仅是解决农民工的饭碗问题，也是保留了一部分经过发达地区城市磨练的，有新的观念的，这样较高素质的劳动者，所以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探讨还在继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美锐和肖方云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在记者离开深圳时，他们还是这样漫无目地的寻找着，寻找着可能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

　　半小时观察：解决农民工问题需大手笔

　　两千万农民失去工作机会，无论怎么看都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

　　我们今天的节目只是反映了很少一部分为农民工再就业的而操劳的人和事，而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我们知道，全社会方方面面都在这件头等大事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工创造就业的机会，实现劳动的权利。这些积极努力让失业农民工倍受鼓舞，人心稳定，意义重大。

　　但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普遍衰退的冲击，我们所做的很多努力都像是逆水行舟，无比艰难。一直有学者主张把人们平常所说的“三农问题”改成“四农问题”，就是说要把农民工的问题单独拿出来研究解决，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主张现在来看理由更充分了，我们的确需要在更高的高度上思考农民工问题。

　　接受采访的郑功成教授主张提到了一千多亿失业保险基金，除了这个全国性的基金以外，很多地方财政也纷纷拿出上亿的资金，投入到解决失业农民工的生活和培训上来，但是这些可能仍然不够，还需要更大的手笔，更长时间的投入。具体怎样安排，怎样使用保险基金和国家财政投入，确实需要依靠中央政府做出战略性的布署。

　　好在，现在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国家和社会的财富足以支撑一两年的经济波动，对于解决好当下农民工的培训和安置应该有绝对的信心。我们所说的用大手笔、大视野来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要着眼远于长远。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应该建立长期国策，对农民工事务进行合理的、渐进的，同时也是自然的、科学的计划和安排。 　(主编：马洪涛 记者：袁柏欣 摄像：刘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