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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抵达她此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日本,随后她将依次访问印尼和韩国,然后于20日抵达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此次亚洲之行,是希拉里就职以来的第一次海外出访。国务卿就职不到一个月就出访海外,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常见。
“希拉里在就职后如此短的时间内出访亚洲意义重大,她会非常积极地尝试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 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这样评论道。
他补充说,奥巴马政府就职后面对的是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与此同时,反恐等多重问题依旧困扰着美国,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已经降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因此,2009年已经成为国际格局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芮效俭这个在南京出生的美国人,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之一。他曾经参与了中美建交的全程谈判。1991年至1995年之间,他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在2001年淡出政府部门之后,他仍然致力于推动中美交往,目前担任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一职。今年2月14日,他还以美国亚洲基金会理事的身份,在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的《美国在亚洲的角色》白皮书的发布仪式上发表了演讲。该书是美国亚洲基金会为美国新政府准备的亚洲政策建议。
芮效俭认为: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会进一步缩小,美国必须要学会去面对中国的崛起。参与该项目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教授也指出,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中美关系,目前正在随着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度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平衡。他认为:“美国不再是领导者,而是合作伙伴。”
而美国以同盟/非同盟区分来考虑亚洲局势的这一传统思维必须转变。吴心伯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区域事务和经济领域,中国这样的非同盟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一些同盟国,政治划线的传统方法已经不再适用,美国必须采取新的方式来与亚洲交往。
在中美关系面临变革之际,代表奥巴马政府来华进行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希拉里,身上背负了什么使命?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将如何调整?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对芮效俭这位中美关系专家进行了采访。
国务院:对华政策的主导者
《21世纪》:奥巴马政府就职后,派出副总统拜登出访欧洲,国务卿希拉里出访亚洲。这种安排是否有特别的含义?是否反映出新政府对两个地区的不同重视程度?
芮效俭:在行政科层上,副总统拜登是美国的第二号国家领袖,国务卿希拉里其实可以被看做美国行政体系中的常务副总理(executive vice premier)。当然,美国没有总理这个职务,总理的职务实际上由总统兼任。
在政策执行上,国务卿的地位要比副总统更加重要,她不仅要领导国务院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而且直接对总统负责,不需要再经过副总统。
因此,虽然在外交级别上副总统更高,但是无论在现实世界中,还是在美国历史上,国务卿的作用要大于副总统。
从长远来看,亚洲对美国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区域,因为亚洲的中国、印度等国正在崛起,迅速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东亚地区之所以尤为重要,不仅因为只有这个地区可能引起全球几个大国之间的战争,也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1世纪》:在对华政策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拜登副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发挥多大作用?
芮效俭:我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统目前在对华政策方面的相对角色还不为人知。副总统拜登外交经验丰富,但不主导东亚政策。拜登虽然是奥巴马非常信任的一个咨询对象,但他自己也说不愿意重演“切尼模式”,去当一个过于强势的副总统。如果奥巴马没有保证希拉里将是位名副其实的国务卿的话,她是不会接受这一任命的。所以我觉得希拉里在对华政策上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希拉里不是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但如果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熟悉中国的杰弗里·贝德能够给希拉里提供很大帮助。而据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未来两个机构更有可能合作,而不是对抗。
《21世纪》:有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将代替财政部主导未来的“新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做出这种调整的目的是什么?
芮效俭:这是一种寻求平衡的体现。在以前的SED中,美国会派出由财政部部长领衔的五六位部长出席会议,与中国分管金融的副总理所率领的多名部长举行讨论。但在政治外交层面,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Senior Dialogue)只是由美国副国务卿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来主导。为什么这两种对话在级别上这么不平衡?难道说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所占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外交、政治、安全等领域?我觉得有必要寻找一个更加合适的两国对话机制,把这些领域的问题提高到经济金融问题的同等高度进行讨论。
利益集团:能源外交新政压力依旧
《21世纪》:这种新的双边对话机制和过去的机制相比,在具体议程设置上应该有什么不同?
芮效俭:华盛顿目前正在设法寻找一个机制来确保中美双方在各个领域内的问题都能够得到恰当的解决。甚至已经有人建议中美开启第三类对话,来解决全球变暖、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21世纪》:你谈到了能源问题,你认为奥巴马政府在京都议定书等环保议题上,是否会采取与布什政府不一样的政策?他是否能够顶住美国国内相关利益群体的压力?
芮效俭:奥巴马能否顶住国内那些担心环保政策变化的人的压力,还有待观察。不过他的政策和布什政府的政策肯定会不一样,会完全不同。奥巴马高度重视环保方面的问题,他希望取得进展。你将看到奥巴马政府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去处理这些问题。
《21世纪》:据我们了解,奥巴马非常重视新能源,而中美在之前的SED谈判之中也已经签署了能源方面的长期合作计划,新能源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对话的新热点?
芮效俭: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与能源利用方式紧密相关,但单纯关注新能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即便是在全美利用风电最多的得克萨斯州,风电也只占到用电总量的10%。中美都需要开发新能源,也都需要不断开发更加环保的使用煤炭发电的方式。清洁能源前景广阔,我们可以逐渐增加其比重。但如果忽略中美两国仍将长期依靠煤炭的现实的话,全球变暖和环境破坏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中美在此前的SED中已经达成在煤炭利用技术方面的合作,涉及到煤转气等技术。这只是双方在此领域进行合作的一个试验性项目。我觉得两国应该在这方面加强合作。
“购买美国货”:贸易保护主义不足取
《21世纪》:你在演讲中提到,在当前的形势下,奥巴马在竞选中所承诺的一些政策已经不再适用,需要尽快调整。这里面是否包括那些与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相关的政策?是否包括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言论?
芮效俭:与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相关的政策的确需要调整。奥巴马在竞选中的一些言论确实反映了这些倾向,但由他指定的负责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的团队并不支持这些倾向。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差别。
如果美国像大萧条时期那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只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而现在的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会给政府、国会施加压力,以影响经济刺激计划。不过,我觉得奥巴马会在屈服于这种压力和尽快带领美国经济走出衰退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
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言论也需要进行调整。据我所知,奥巴马总统与胡锦涛主席特别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财政部部长盖特纳提出的,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整个奥巴马政府的观点。人民币汇率肯定是中美之间的核心议题之一,至于是否存在中国操纵汇率的问题,则有待商榷。
《21世纪》:美国最近的救市方案中出现了“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这个限制条款。很多中国商人对此非常担忧,这是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一个信号?
芮效俭:美国存在贸易保护势力,他们的行为非常危险。号召购买美国货不是一种“灵活实力(smart power)”的体现,也并不是一个明智的政策。华盛顿的官员们知道这一点。所以问题在于政府是否能把这些危险的观念排除在经济刺激计划之外。也许结果并不完美,但我相信华盛顿会把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影响降到最低。记者 李关云 罗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