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去年7月，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前天，他的名字出现在省高院院长郑鄂向省人大代表所作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郑鄂表示:“杨贤才因涉嫌违法犯罪被查处，在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深刻吸取教训。”今年法院系统将“利用发生在身边的违纪违法反面典型警示和教育队伍”。

　　对于杨贤才案的表态，相关部门一直显得比较谨慎，尤其在事件刚曝光之初，广东高院上上下下对此事更是讳莫如深。自揭其短，对所有人而言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次省高院院长在向省人大代表所作的工作报告上坦然谈论该案，以“自揭家丑”的姿态要求法院系统认真反思，并恳请人大代表对法院继续予以有力监督，确实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勇气，也证实了最近广东法院掀起“廉政风暴”，痛下决心解决司法廉洁问题，“用制度管人”的魄力，更好地回应了“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这一掷地有声的铮铮誓言。

　　司法被公认为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司法腐败将直接威胁到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而法院则是人们对正义期待的底线。一旦法院出现腐败，那么公平与正义还能借由何种形式降临到普通公众的身上?梁慧星先生就曾将司法腐败列为中国法治的“三害”之一，认为若“三害”不除，则“人民遇有纷争将不再寻求社会正义于人民法院，必将转而寻求帮助于草莽之间。其后果何堪设想”!而早在2002年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震惊司法界的“腐败窝案”，13名法官相继被捕时，中央领导就曾严厉批评:“真是触目惊心!贪官怎么能当法官?贪官怎么能公正执法?贪污腐败是造成执法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人民群众对我司法不公最不满意的地方。”

　　司法形象被巨蠹们亵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重塑法院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仅有法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认真执行的官员，否则，再好、再适宜的法律恐怕也只能是纸老虎。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初制定并公布了“五个严禁”的硬性规定，进一步规范法官的职务行为。为确保“五个严禁”的要求常抓不懈，广东省高院把今年确立为“廉政警示教育年”，对顶风违纪违法的，一律先行停职、调离审判执行岗位，逐件查实后依纪依法追究纪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一定要用“铁的纪律”确保规定不折不扣执行。

　　在具有一般腐败心理的共性的同时，司法腐败心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蜕变的过程中，他们极其迷信自己的侦察能力，对自己的违法犯罪手法十分自负，具有冒险侥幸心理。正是由于他们对党纪国法的明文规定了然于胸，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是在反复权衡深思熟虑之下做出的，其侥幸心理在一次次得逞的违法犯罪中得以不断强化。因此，以一个个轰然倒下的身影、一段段锒铛入狱的血泪史，去告诫那些试图在司法中谋利或捞取资本的“后来人”，伸手必被捉的必然性，无疑比其他手段更具有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