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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2月1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当地时间17日刊出署名文章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也随之上升,因此有了布热津斯基的“两强(G2)峰会”和基辛格的“两大支柱”之论。美中两国“同舟共济”,建立“生命共同体”,携手处理日益纷繁的世界性难题,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外交新局,也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格局。
文章摘录如下: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日前在美国亚洲协会演讲,谈到她的首次中国行时,以“同舟共济”的中国成语,表达了她对美中关系的期待。这是华盛顿与北京关系在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言简意赅的新调门,被认为是两国关系将踏上新台阶的重要信号。
希拉里这项政策宣示,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同舟共济”的意思,不但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取态,而且透露了华盛顿面对金融危机时的巨大压力和担忧,以及对世界未来局势的最新战略判断。
因此,这场金融危机在给世界带来挑战和动荡的同时,也给世界新秩序带来了新曙光。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言,这次危机“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当然也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机遇。
“命运共同体”与“两强峰会”
事实上,华盛顿对华关系的这一最新定位,事先已试过水温,北京应该已经知悉。一个月之前,早在奥巴马上任之前的1月12日,在北京参加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就提出了召开美中两国参与的“两强(G2)峰会”建议,呼吁两国首脑举行定期会晤,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大选期间曾担任奥巴马的外交事务顾问,因此,他的提议当然引起了关注,有替奥巴马传递信息的含意。
而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外交界另一位重要人物、前国务卿基辛格则撰文表示,美中两国应该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a common destiny)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之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
作为地缘政治学的大师级人物,基辛格基于对国际关系新格局的洞察、对各国力量对比的判断,提出了以“创意外交”重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想。巧合的是,希拉里也提出了“变革外交”的说法,要以美国外交与军事结合的“巧实力”来改革外交思维。
根据基辛格对未来国际新秩序的构想,美中两国将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共同扮演关键的角色,两国关系必须提升到新层次。他认为两国的新一代领袖有机会实现这样的构想,使两国“成为世界进步与繁荣、和平与稳定的中流砥柱”。
基辛格提出的“命运共同体”说法,其实与希拉里说的“同舟共济”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的角度,无论是共和党背景的基辛格或是民主党的希拉里,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顺应历史潮流。奥巴马不久前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电话时,就明确表示“美中关系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
金融危机催生外交新格局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北京参加中美建交三十周年活动时曾表示,美中关系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谁都想不到”。三十年来,尽管磕磕碰碰不断,但始终没有影响两国关系大局。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7年的3021亿美元,增加了80多倍。美国已经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第三大技术进口来源地;中国则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三十年前,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不到50人,现在已经发展到1100人,成了规模排名第二的美国驻外使馆。这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也说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面对金融危机,面对美欧日同时陷入衰退的局面,无论是布热津斯基、基辛格,或是奥巴马当局,都一致认为只有美中两国更紧密合作与配合,才能为困局解套。基辛格强调,现存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适应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已与政治体系脱节。而在未来新秩序中,中国无疑将扮演关键角色。他说,美中当初基于各自需要为牵制共同敌人而设计的战略关系,今天已经演进到支撑国际体系的支柱作用。
这是美国要与中国“同舟共济”的一个具体设计,也是华盛顿基于国际政经形势的现实考虑。这些年来,世界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成为美国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200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已上升到14.5%,仅次于美国的22.8%。
美国前副财长阿尔特曼(Roger C. Altman)不久前撰文承认,美国在全球GDP的比重在七年前已开始下降,这次危机无疑将加快这种趋势。相比之下,中国的实力却在快速上升。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当欧美各国金融机构陷入水深火热时,中国却拥有令人羡慕的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GDP可望达到8.5%。在未来25至30年之间,中国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预计会超过美国。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也随之上升,因此有了布热津斯基的“两强(G2)峰会”和基辛格的“两大支柱”。美中两国“同舟共济”,建立“生命共同体”,携手处理日益纷繁的世界性难题,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外交新局,也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格局。(王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