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票提价

　　束缚外出打工者手脚 　

　　春运车票提价，几百元的车票差价，却暂时将一批人挡在了家里。 　 　

　　大家都明白，今年外出打工不好赚钱了，一切需缩减成本。村民认为，在家创业，需要太多的客观条件，依团凤村的实际情况，这个命题其实是个伪命题。

　　“302名失业人”中的谢华出去找工了。虽然目标茫然，但起码“已经在路上了”。在团凤村，还有百余人，比他还郁闷。他们想走，却被春运期间出行的高成本，暂时束缚了手脚。

　　23岁的王端海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春节回家后，村民们明显感觉“这孩子的话多了”，此前，他被认为是一名不善言语的大男孩。

　　“金融危机影响？大！我们家就是典型的受害者！”王端海坐在村口一裸露的石头上，不停地舞动着手臂，向人们讲述着他家今年的不容易。

　　王端海说，他一家6口人，2008年都在广东番禺打工。一家6个劳动力，带来6份打工财富，原本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但2009年，6人都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了。

　　“五金厂停产了，我与父母在2008年10月就赋闲在家；皮具厂倒闭了，我老婆与姐姐、姐夫也在2009年1月20日前回来了。”

　　春节后，一些同村人陆续外出打工，王端海与家人心里也都很着急，但如今，6人尚逗留在家中，因为他们选择了“在家等等外面的消息吧”。

　　王端海说他们选择消极等待的做法，是出于无奈。“现在不敢出去呀，”王端海说，“原因很简单，春运期间的车费贵。”

　　原来，暂缓一家6口人外出寻找工作机会是缘于2000元的车费差价。“现在去番禺的客车票是620元/张，但淡季时，一张才230元。算下来，这个时候出去，就白白浪费2000元。坐火车相对便宜些，但开县没有通往广东的火车，需要到万州或重庆转车，既麻烦成本也不低。”王端海掰着手指头说，打工不容易，2000元？那可是他辛苦一年才能攒下来的辛苦钱。

　　其实，年轻的王端海不是没有“闯”过。他说，他曾因盲目外出失败过，怕了。

　　2008年的12月，王端海曾听说厨师“金融危机不失业”，他就想学习厨艺。于是，2008年12月17日，他怀揣着自己2008年赚取的2000元辛苦钱，只身前往北京学习厨艺，并期待学有所成后在那边找一份工作。

　　但23天后，王端海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团凤村的村头。他回来了，回来时，已经身无分文。“很失望，那边生活成本太高了，住房，日常开支，2000元撑不住。”

　　王端海一家选择了在家等待外面的消息，而李辉一家却选择了“分批走”的策略。李辉一家有5个劳动力，与王端海家一样，均待业在家。

　　吃过正月十五的元宵饭，李辉一家人坐在一起开始合计。最终，一家人拿出了一个“分批走”的方案：李辉与李彬，两名男子留守在家，两人的妻子还有李辉的大女儿，先前往广东寻找工作。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男人在家可以去县城临时干些体力活，女人们就在外靠运气，耗时间找新工作。等找到了合适的，男人们再去。”李彬说。

　　正月十六，李彬家里的3个女人走了，而他则每天开着摩托车，前往县城揽“摩的”生意，早出晚归，目的是“给孩子赚几袋饼干钱”。

　　其实，在团凤村，春节没有返乡的男人们，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苦楚。早报记者在村口遇见了村妇杨成珍，她身后背着3岁的儿子，正踏着泥路前往10公里外的娘家一起过元宵节。她的男人叫陈元富，今年46岁，在深圳一家工厂做保管，今年春节没回家。

　　杨成珍不埋怨自己的男人春节不回家陪她，2008年8月，她患了一场大病，花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亲友3000元的债务，“为了能多往家寄些钱，陈元富才没回家的，”她说。

　　杨成珍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至少与同村的廖归秀相比。

　　大年初十，36岁的廖归秀疯癫病发作，经常光着身子，奔跑在村里的山路上。而此刻，她的老公，春节没有回家的余其亮，依旧身在广州的一家工地上。

　　7岁的余楚华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告诉爸爸：“快回来看看吧，妈妈不认识我了。”余楚华说，电话那边的父亲哭了。这名45岁的男人告诉儿子：“上个月的工资还没拿到，爸爸暂时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