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受影响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金融风暴吹乱了他们像候鸟一样“东南飞”的迁徙节奏，给他们的生计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首当其冲的是就业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全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而“就业的真正挑战在春节之后到来”。

　　编者按

　　对农民工来说，春天的脚步似乎还没到来。

　　一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受影响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金融风暴吹乱了他们像候鸟一样“东南飞”的迁徙节奏，给

　　他们的生计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首当其冲的是就业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全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而“就

　　业的真正挑战在春节之后到来”。 　　留在农村，迎接农民工的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生活的简单回归，而走出去，迎接他们的也不是在城里一定能找到工作的往年经验。待业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已成为今年各级政府的新挑战。农民工求职的“成本”与政府的管理“成本”双增高，都在经历着阵痛。

　　早报记者日前分赴“打工第一县”重庆开县、“淘金之地”浙江温州等地，就农民工就业的各种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我去广东番禺，看看那里是否有适合我的工作。”35岁的谢华，背起了一个红色的包裹。

　　天空飘着的小雨把村里的土路搅得一片泥泞。谢华弯腰卷起裤管，回头向村口5位送别的亲人说了声“再见”，与村友易光合一起，到开县中心客运站赶车去。

　　这一天是2009年农历正月十四，再过10个小时，就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了。

　　谢华说，其实在正月初九，他就买了3斤元宵，打算元宵节在家陪老婆孩子一起吃顿团圆饭，但正月十四下午，他突然选择提前离开。离开的缘由很简单，“看了日子，正月十四是出行吉日。”

　　谢华解释，此举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但他也知道，这次付出的情感与经济“成本”是往年都无法比拟的：元宵节10小时前，舍弃了妻子与2个孩子，离开家乡；而2250公里外的广东番禺，等待他的却是一份不确定的工作。

　　谢华是“打工第一县”——重庆开县团凤村人。2009年春节期间，该县返乡回流农民工最高峰时达12万人，其中6万人受金融危机影响属于失业还乡。

　　2009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谢华与开县，都只是这个转折浪潮众多角色中的一员。

　　早报记者于松发自重庆开县

　　吉日出行

　　希望新年有个好兆头

　　团凤村，全村劳动力总数为1530人，70%外出打工。2009年春节，707名外出打工者返乡，其中，302人失业。

　　2009年的春节，谢华再次返回了开县团凤村的老家，返回前，他所供职的广东番禺那家木业厂，已因金融危机倒闭，他成了一名失业者。

　　不过谢华这个新角色，在村里并不“孤独”。团凤村，全村劳动力总数1530人，70%外出打工。据该村村委会统计，2009年春节，团凤村707人外出打工者返乡，其中，302人失业。

　　“302名外出打工者失业，在我们村里可是大事。”团凤村村文书陈海维叹道。

　　团凤村是“十一五”期间市级特困村，该村3247人，人均耕地不足半亩；2008年，团凤村人均纯收入达1768元，其中，外工经济所占比例达到了65%。

　　“说白了，我们村的村民就是靠外出打工支撑家庭经济的。”陈海维说，2009年的春节，村民们的心里很特别，爆竹燃放时，勾起人们更多

　　的是“期待”：707名返乡村民中，688人希望节后继续外出打工，但大家都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外面打工的经济环境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 　　陈海维情绪有些悲观，他说，“302人失业”的数据甚至有继续增加的可能，因为有一个现状不能忽视：“一些工厂开工不足，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工人随时有失业的可能；而一些工厂在压力下采取了压低工资的措施，这也会迫使一些人主动离职。”

　　春节过后，一年一度的村民外出打工“迁徙”开始了。陈海维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村民外出打工，走得有些迟缓，正月十五前只走了一半。”

　　这“一半”中，包含着大约30%的“失业者”，谢华与易光合，就是其中的两位。与谢华相比，易光合年已五旬，身材矮小，外出做搬运工作15年。

　　春节后，两人合计着，“一家四口守着1亩田地，这日子实在没发过，还得出去打工赚钱。”两人是“急性子”，遂决定“早去早找工作”。

　　听闻两人的想法后，正月十三，家人就找村内的“能人”按照“黄历”定日子，结果显示：“正月十四，出家门，大吉大利。”

　　谢华想多等一天，“那样就能与孩子老婆一起吃元宵饭了。”但过了一夜，这个35岁的失业男人，有些犹豫了。他说“外面赚钱不容易，但我却很需要这笔钱来养家”。

　　正月十四下午3时，谢华匆忙收拾好了行囊，和易光合会合，几小时后，他们坐上了开往广东方向的班车。

　　其实，在团凤村，正月十四“出行”的村民不止谢华与易光合。在他们之前，已有22人陆续背着行囊，踏着“吉日”外出打工；在他们之

　　后，43岁的邱正兵，用瘦小的身材，扛起一根竹竿，挑着三件行李，踏着泥泞的山路，“晃晃悠悠”地离开村庄，为“正月十四吉日出行”画上了句号。 　　就这样，团凤村的25人，在正月十四踏着“吉日”离开了家乡。他们，都是因工厂倒闭而“失业”的农民工，他们说，他们原本不信“出行吉日”，但今年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吉日”出行，是本着一个最原始的愿望：寻求个心理安慰，希望新年有个好兆头。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出行吉日”。

　　“我们不信这个，我们正月十五吃完元宵饭再走。”23岁的范鑫说道。问其原因，他笑着说，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与妻子都在广东打工，目前还不为今年的‘饭碗’着急，我做建筑工作，她在一家毛织厂工作，都没失业。”

　　车票提价

　　束缚外出打工者手脚

　　春运车票提价，几百元的车票差价，却暂时将一批人挡在了家里。

　　大家都明白，今年外出打工不好赚钱了，一切需缩减成本。村民认为，在家创业，需要太多的客观条件，依团凤村的实际情况，这个命题其实是个伪命题。

　　“302名失业人”中的谢华出去找工了。虽然目标茫然，但起码“已经在路上了”。在团凤村，还有百余人，比他还郁闷。他们想走，却被春运期间出行的高成本，暂时束缚了手脚。

　　23岁的王端海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春节回家后，村民们明显感觉“这孩子的话多了”，此前，他被认为是一名不善言语的大男孩。

　　“金融危机影响？大！我们家就是典型的受害者！”王端海坐在村口一裸露的石头上，不停地舞动着手臂，向人们讲述着他家今年的不容易。

　　王端海说，他一家6口人，2008年都在广东番禺打工。一家6个劳动力，带来6份打工财富，原本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但2009年，6人都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了。

　　“五金厂停产了，我与父母在2008年10月就赋闲在家；皮具厂倒闭了，我老婆与姐姐、姐夫也在2009年1月20日前回来了。”

　　春节后，一些同村人陆续外出打工，王端海与家人心里也都很着急，但如今，6人尚逗留在家中，因为他们选择了“在家等等外面的消息吧”。

　　王端海说他们选择消极等待的做法，是出于无奈。“现在不敢出去呀，”王端海说，“原因很简单，春运期间的车费贵。”

　　原来，暂缓一家6口人外出寻找工作机会是缘于2000元的车费差价。“现在去番禺的客车票是620元/张，但淡季时，一张才230元。

　　算下来，这个时候出去，就白白浪费2000元。坐火车相对便宜些，但开县没有通往广东的火车，需要到万州或重庆转车，既麻烦成本也不低。”王端海掰着手指

　　头说，打工不容易，2000元？那可是他辛苦一年才能攒下来的辛苦钱。 　　其实，年轻的王端海不是没有“闯”过。他说，他曾因盲目外出失败过，怕了。

　　2008年的12月，王端海曾听说厨师“金融危机不失业”，他就想学习厨艺。于是，2008年12月17日，他怀揣着自己2008年赚取的2000元辛苦钱，只身前往北京学习厨艺，并期待学有所成后在那边找一份工作。

　　但23天后，王端海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团凤村的村头。他回来了，回来时，已经身无分文。“很失望，那边生活成本太高了，住房，日常开支，2000元撑不住。”

　　王端海一家选择了在家等待外面的消息，而李辉一家却选择了“分批走”的策略。李辉一家有5个劳动力，与王端海家一样，均待业在家。

　　吃过正月十五的元宵饭，李辉一家人坐在一起开始合计。最终，一家人拿出了一个“分批走”的方案：李辉与李彬，两名男子留守在家，两人的妻子还有李辉的大女儿，先前往广东寻找工作。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男人在家可以去县城临时干些体力活，女人们就在外靠运气，耗时间找新工作。等找到了合适的，男人们再去。”李彬说。

　　正月十六，李彬家里的3个女人走了，而他则每天开着摩托车，前往县城揽“摩的”生意，早出晚归，目的是“给孩子赚几袋饼干钱”。

　　其实，在团凤村，春节没有返乡的男人们，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苦楚。早报记者在村口遇见了村妇杨成珍，她身后背着3岁的儿子，正踏着泥路前往10公里外的娘家一起过元宵节。她的男人叫陈元富，今年46岁，在深圳一家工厂做保管，今年春节没回家。

　　杨成珍不埋怨自己的男人春节不回家陪她，2008年8月，她患了一场大病，花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亲友3000元的债务，“为了能多往家寄些钱，陈元富才没回家的，”她说。

　　杨成珍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至少与同村的廖归秀相比。

　　大年初十，36岁的廖归秀疯癫病发作，经常光着身子，奔跑在村里的山路上。而此刻，她的老公，春节没有回家的余其亮，依旧身在广州的一家工地上。

　　7岁的余楚华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告诉爸爸：“快回来看看吧，妈妈不认识我了。”余楚华说，电话那边的父亲哭了。这名45岁的男人告诉儿子：“上个月的工资还没拿到，爸爸暂时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