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宗震

　　季老、吴晗他们的偏科，虽然个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形成的。

　　有文章说，季羡林考大学时数学只考了4分，吴晗考0分。文章认为，他们尽管很偏科，但仍然是很有成就的学者， 并由此认为，应该反省现在的教育制度。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对于这一文化现象，应该反省的不是现代教育，而是中国的传 统教育方式。读者有所不知，比季老、吴晗更年长的一代，即鲁迅、胡适、毛泽东一代人，这个问题就更严重，那是个时代的 教育制度问题。

　　近代中国在文化上很保守，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认为中国文武制度远远超过西方，即使到西方考察过的人，发 现西方许多制度比中国优越，也只是认为，这在中国古代都早已有了，西方只是更好地贯彻了中国三代圣人的遗教而已。也就 是说，我们只要学好儒学圣贤的教训就可以了，西方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中国一直到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打懵了，在庚子八国 联军入侵后，保守派被清洗了，才真正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先进的文化学习。尽管如此，当上世纪初，新式教育开始发展的时候 ，仍有人认为，中国其他事情不如西方，读书这件事，仍然是中国的专长，不需要向西方学习。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主流 文化，仍然认为中国在道德上比西方优越。所以，在文革中，中国人仍在狠斗私字一闪念，也就是继承了理学“存天理，灭人 欲”的说教。

　　20世纪初，中国废除了八股文考试，发展西方式的新式教育，提倡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全面发展，受教育者 既要动脑，也要动手。也就是从传统的士大夫圣贤主义教育，向现代知识教育方向发展，也向现代专业分科的人才培养方式发 展。但是，鲁迅、胡适、毛泽东那一代人，年少时接受的仍然是成圣成贤的教育，普遍不重视数学教育，轻视劳动，把技术人 员看成是工匠，读书人则以圣贤之徒自居。即使年长后学习西学，他们的兴趣已经被局限在文史领域。胡适的学生和朋友傅斯 年希望转向其他学术领域，但数学实在跟不上，在西方留学7年，没有拿到什么文凭，回国之后，凭借国学的雄厚根底，从事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像鲁迅那样书香门第出身的人，学习工程技术更是很痛苦的事，最后还是转入文史一行，成就了一代圣贤 。否则，他也只能是一位“工匠”而已。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时代造成的整整一代人的偏科选择。因此，那时代的 读书人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数学训练的有很多，当时代需要士大夫全面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时候，碰到了知识结构上的严 重困难，大量的读书人只能选择政治和人文学科。这可不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反过来看，那时候转型成功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 技术人才，却是很有文史修养的，知识比较全面，他们是真正突破传统的读书人。不像现在，我这样的史学专业工作者，多了 专业特长，却少了文化修养。更不要说现在的理科学生了，连繁体字都不认得。

　　到了季老、吴晗一代人，虽然自然科学的教育发展起来了，但是，传统的士大夫教育的影响还是很严重。例如郑超麟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主持新式学堂，似乎是新派人物，其实很保守，不认为新学是学问，所以，不允许自己的子弟上新式学 堂。季老、吴晗他们的偏科，虽然个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形成的。许多读书人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影 响很深，在年幼时养成了爱好文史的习惯，而忽略了接受全面的基础教育。吴晗考北京的大学插班生，北大考数学，他由于只 考了0分，没有被录取，清华不考数学，才逃过一劫，被清华录取(当然，现在的学生如果数学不好，考清华的梦都不必做了 )，最后成了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本土培养出来的史学教授。

　　近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实在太落后了，到了上世纪30年代才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而且一直处于战 争和政治运动的折腾之中，很难专心治学。而且，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是政治动物，不够专业，与现代社会对专业知识分 子的要求仍有相当的距离。要不然，季老的大名声，怎么成了国学大师？要知道，国学不是季老的专业。一直到解放前，读书 人的第一选择，仍然是做官，仍然轻视农、工、商业，轻视体力劳动，动脑不动手。黄万里先生告诉我，解放前回国的5位水 利工程学博士，只有他是从水利工程做起的。所以，当中国在现代化起步的时候，人才储备非常薄弱，还要受到政治运动的摧 残。国家走上畸形发展的曲折道路，在文化上有很深层的原因。

　　我们现代重视传统文化，适度恢复国学教育，重视中国文化的本根，反对文化虚无主义，这都没有什么不对。在中国 文化的低潮时期，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传统文化的现象，不应该继续存在。但我们也不应该囫囵吞枣地倒退回传统文化去。中 国社会刚刚走出文化低潮谷底，对传统文化的鉴别能力还不足，必须认真谨慎地清理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的发展中，去鉴别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