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恩怨纠结，赴台落寞岁月

　　白崇禧在台湾的家安在台北松江路27号的一处老宅子，条件并不好，用白先勇的话来形容就是“台风来的时候还漏雨”，而白崇禧的命运也恰似这幢老宅一般“屋漏偏逢连夜雨”。1952年冬春之际，留在香港念书的白先勇被父亲叫回了台湾，过去因为战争，白家一家老少总是聚少离多，此刻他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一起，“安然”度日了。

　　然而，望着父母紧缩的双眉，憔悴的容颜和沉重的心情，白家上下几近郁郁寡欢，也让心智成熟的白先勇渐渐感受到了父亲艰难的政治立场，在白先勇的眼中，父亲白崇禧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人，经历过大风大浪，却又能随遇而安。

　　直面政治上的挫折，白崇禧用保持沉默的一贯低调与退让，独自背负着所有是非曲直。上世纪50年代中期，约旦国王胡笙赴台与白崇禧会面时曾邀请他访问中东，但在得知当局害怕其在宗教界“另起炉灶”时，白崇禧主动退让，黯然离开了他一向虔诚待之的教会。

　　事实上，白崇禧在台的政治上的举步维艰与他和蒋介石的屡次过节脱不了干系。“我父亲与蒋的关系极复杂，恩怨敌友始终纠缠，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之人，他在蒋先生面前不是‘YesMan’，而是犯颜直谏。别人看到蒋先生怕得不敢说话，我父亲则是平起平坐，该讲就讲。蒋先生有时听他的，但也常常有犯了蒋先生的忌的。”白先勇对父亲与蒋介石间的是是非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的结论是，他们两个人没有真正处好，是很大的一个遗憾。”

　　对于非黄埔系的白崇禧的军事才能，蒋介石自是厚爱有加，可是蒋对白崇禧的态度始终保持着几分暧昧、猜忌乃至仇嫉的一面，蒋介石在宁、汉分裂时期第一次下野复职后不久，甚至下了“抓到白崇禧就把他杀了”的狠令。从北伐、抗日到内战，白崇禧都是蒋介石的核心军事幕僚，但蒋介石忘不了白三次拒绝自己的收买，对自己三次下野都与白崇禧有关更是怀恨在心，深感其才能愈突出对自己的威胁愈大，可谓“爱其才，却恨其不能彻底臣服”。白崇禧对蒋不采纳其建议导致国共内战东北失守引为毕生憾恨，蒋则将上海溃败归罪于白牵制汤恩伯主力部队，这一系列的是非产生的恶果就是一切都成了摆上台面的历史公案。

　　在台湾，庞大的“桂系”已沦为烟消云散的往事，剩下的只有来自蒋单方面包围下的“历史清算”。1954年的“ 国大”一届二次会议上，身为“国大代表”的白崇禧受到弹劾，指责白的罪状主要是莫须有的侵吞军费公款和不尊统帅调兵命令云云，白崇禧气愤不已，据理力争，用充分的事实和理由为自己辩护。最终，弹劾之事不了了之，但一代名将白崇禧所受的屈辱和打击于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白崇禧深知自己在1947年任国防部长时提交的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报告对台湾人民多有缓颊的做法也让对这段历史深为忌惮的蒋家父子心怀仇意。“我到台湾时才十几岁，那时很多四五十岁的台湾人跟我讲‘二二八’时说，要不是你父亲在这里，台湾人就遭殃了……父亲救了很多本要拉去枪毙的台湾人性命。他当时有几道重要命令：制止滥杀、学生复学、请逃到山里的原住民下山。我父亲跟蒋介石报告要撤职查办柯远芬(时任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因柯说‘宁愿错杀九十九，不要放过一个’，马上被我父亲纠正‘不行，宁放九十九，不能错杀一个’。”

　　除了那些历史上的“公开”、严苛的“清算”和细节性的“刁难”，日常的秘密监控却如阴云一般整日笼罩着白家，一双双躲在暗处的眼睛总是让白家上下凉透脊背。白家对面的派出所常年驻扎着情报机关的监视人员，白崇禧虽身为一级上将，也有随从副官，但白家人员的出行总有监视人员的尾随。有一次，白家一家人外出看戏，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察觉到了在远处观望的便衣，便多买了几张票，让白先勇送给他们，请他们一起看戏，这几个便衣当时羞愧的表情，让白先勇终生难忘。

　　“一个对国家有功、晚年到台湾与国民党共存亡的人，却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最莫名其妙、最不应该的是监控，我父亲已到台湾来，竟还派特务跟踪，这是对父亲最大的侮辱。”谈及年轻时亲历过的尾随监视，白先勇依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愤不平。

　　“忠肝义胆，仰不愧天”，在白先勇看来，父亲留下的这幅笔墨是对他在台湾的心境最好的写照。11年间，父亲无数个落寞英雄般的凄凉背影在白先勇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凄凉冷落，唯此却更显英雄本色。

　　父母包容转系，叩开赴美之门

　　白家严谨的治学家风与白崇禧爱才若渴、重视教育的品性割舍不开，尽管深陷困境，他还是把无亲无故的林海峰送往吴清远处学习围棋。而作为亲生儿子的白先勇更是发奋苦读，“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哪怕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在高中毕业考试中排名全县第五，使得他获得保送的资格。此时的白先勇虽已经萌生了“作家梦”，但一个更宏大且切合实际的理想侵蚀着个人化的“梦想”，最终，白先勇选择了台湾成功大学水利专业。

　　无休止的实验、绘图、公式加上机械式的计算压迫着每天的生活，一年枯燥的生活让白先勇当初的那份理想与豪情消磨殆尽，笔杆中无意间滴落的墨汁，一册偶遇的《文学杂志》再次勾起了他对远在彼岸的文学的渴望。

　　下了“重考大学，专攻文学”的决定后，白先勇对冒险的人生抉择也是心存忌惮，毕竟文学相对于水利工程而言太过 “务虚”。因此，白先勇决定缄口不语，先斩后奏，打算成功之后才向父母坦白，于是便瞒着家里悄悄退了学，回忆至此，白先勇笑言当时自己若没考上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一年后，白先勇如愿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录取榜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在白先勇真挚解释下，父亲也不再坚持，接受了人各有志，再难改变的事实。“我父亲有个优点，虽然他很强势，但是讲理，你能以理服人就可以。我向他表明了自己从文的志向，他最终表示理解。”父亲的包容与尊重令白先勇至今心存拳拳感激之情，在成年以后，白先勇甚至坦诚公开了自己的性倾向，父亲最终也顺利地接受了儿子的想法。

　　与白先勇同年入学的同学可谓卧虎藏龙，白先勇有幸结识王兴文、欧阳子等一批学贯中外的翩翩才子。大二暑假结束，白先勇满怀憧憬的文学梦想以及创办杂志的构想进入落实的实际层面……《现代文学》的问世几经波折，从稿源到印刷一干事情都颇不容易。儿子创办杂志的设想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白崇禧甚至从朋友处筹措到十万元基金加以资助，唯一的要求是本金不动，只能动用利息，于是乎，办杂志所需要的“资金”这一首要问题也因此得以迎刃而解。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青年中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见期待赴美留学俨然成了当时的一股社会风气，而自幼在教会学校打下的扎实英语功底似乎在冥冥中注定了白先勇未来所要走上的道路。

　　不久，爱荷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白家，此外还提供了全额的奖学金，但就在白先勇收到通知后不久，素来坚强的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最终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相濡以沫了大半辈子的老伴就这样撒手人寰，与自己永久作别。在白崇禧刚强的外表下，白先勇却体尝到更多来自于父亲内心深处的剧痛，面对死亡，曾经叱咤风云的白崇禧却显得那般无力，而对于白先勇自己而言，何尝不是如此？

　　送儿泪洒机场，《国葬》缅怀慈父

　　母亲葬礼过后不久，古稀之年的白崇禧亲自陪着儿子来到了松山机场。为了抵御阴冷的寒风，白崇禧不但穿上了夹克式棉衣，还特地戴上了绒线帽。话别之时，父亲一反常态，步步相依着送白先勇到了飞机梯下，曾经那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白大将军”，如今却在送别亲儿的一刻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起来，“母亲走后，父亲真的很孤独，但是他却并没有挽留我”。当年送机的一幕历历在目，斜阳渐渐隐没在云层的彼端，轰隆的引擎声让人耳根发麻，飞机径直向着彼岸前行，父亲的背影越来越渺小，一切都平淡无奇地运转着，只是谁知那竟是白崇禧与儿子最后一次相聚。

　　到达美国之后，白先勇非常惦念父亲，在留学的四年间，无论学习和写作再过繁忙，与父亲之间的书信往来始终没有耽误过，“母亲不在了，在台湾那时的政治环境下，父子交流或许可以成为父亲晚年寂寥生活的最大慰藉。那时我常把在美国的学习和写作的情况写在信中，以免父亲的牵挂” 。

　　孝顺的白先勇知道父亲一生喜欢打猎，虽然晚年已不再打猎，但他领到在美国工作后的第一笔薪水后，还是专门为父亲挑选了一件猎装式大衣，他相信父亲穿上自己买的大衣，一定会暖在心头。学成之后，白先勇定居美国，过起了教书育人的新生活，执教之余，一部试图描绘父亲一代人艰难遭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渐渐涌上白先勇的心头。正当创作文思如涌，一口气写下了《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时，噩耗却从台湾传了过来。“三哥告诉我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太突然了！之前我也没有任何感应。我当时的反应现在想来也很有意思，我没有落泪，却静静地默哀了一晚上，一夜无眠。我想，父亲是那么强的一个人，因此，我只能对他，对他那个逝去的时代，觉得悲凉。”伴随着太平洋上空十几小时的飞行时光，窗外的浮云仿佛记载着自己与父亲过往的点点滴滴，四年前的“送机”不过是这次旅程的逆流而上，可是如今却是彻彻底底的物是人非。

　　斯人已逝，恩怨即了，白崇禧的去世也意味着白蒋之间的恩恩怨怨画上了永远的休止符，蒋介石不但亲自题颁了“轸念勋猷”的挽联以及“旌忠状”，还以“国葬”的规格为自己这位爱恨交加的“本党同志”送行。

　　“一个十二月的清晨，天色阴霾，空气冷峭，寒风阵阵地吹掠着。台北市立殡仪馆门口，祭奠的花圈，白簇簇的排到了街上……”短篇小说《国葬》的结尾，正是小说集《台北人》的收官，也是白先勇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为自己与父亲的半生缘画上的最出彩的惊叹号。如今，耳畔已不再回响起雷鸣般的敬礼声，父亲白崇禧一生的辉煌且跌宕起伏的人生却仿佛凝固在《国葬》的每一个文字之中，“在我美国家中，迎门有副对联‘文治武功从所好，和风时雨与人同’，这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手书给我父亲的。父亲过世后，子女清点遗物，我带走了这个作为纪念，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幅字，这么平淡的两句话，正隐含着我与父亲这一辈子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