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程刚 武欣中 林洁

　　2月10日，正月十六，东莞市长安镇长途汽车站。一场小型的招聘会在这里举行。26岁的雷英芳背着包，在展位前搜寻了一圈，显出失望的表情。自正月初九从老家陕西渭南到深圳，她和丈夫已经跑了数十家工厂和招聘会。

　　“工作好找吗？”电视台记者注意到了雷英芳和拖着行李箱的丈夫。

　　“不好找，哪里都不招人。到这边一个星期了，一份工没找到，身上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说着说着，雷英芳眼泪夺眶而出。

　　当天一大早，她和丈夫从深圳龙华登上长途巴士，准备到东莞石碣镇投靠老乡。哪知被长途巴士当作“猪仔”扔在了离长安镇好几公里的公路旁。夫妻俩又累又饿，背着包，拖着行李箱，步行至长途汽车站。面对摄像机镜头，她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委屈，嚎啕大哭。

　　2007年底，当时还在一家生产电脑配件的工厂做普工的雷英芳回老家结婚，在家里待了一年。再次回来，珠三角已变得让她有点陌生。“怎么也没想到，今年的工作会那么难找。”雷英芳说。

　　2008年初秋，各方态度尚比较乐观，认为应无大碍。然而自去年十月份开始，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由外部导入的危机开始全面蔓延。一时间，诸多企业被曝资金链断裂，某某老板“跑路”了、企业减产裁员的消息不绝于耳。

　　三个月过去了，2009年春节过后，珠三角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珠三角进行了深入调查。

　　打工家庭感受珠三角阵痛

　　2月6日，正月十二。春节期间侵袭珠三角的寒潮刚刚过去。广州火车站门前的广场上，到处是肩挑背扛、行色匆匆的旅客。还有很多人散坐在广场上，等待回乡或者进入珠三角腹地。

　　31岁的罗小华和妻子黄小宁、女儿、妻妹，围坐着几个行李箱。他拨开一个煮鸡蛋，权当午饭。罗小华1998年第一次出门到广东，先是在家具厂打工，2001年后一直在东莞的五金厂工作，做有一定技术要求的模具师。在珠三角打工十多年，罗小华头一次被迫在春节后反向而行，返回老家。

　　“订单少了，工厂效益不好，裁员，没办法待下去了。”罗小华说。他所在的东莞祥鑫五金厂属于一家叫金鑫的港资企业，金鑫下面有三家分厂，员工最多时近1500人。祥鑫主做模具，员工多时大约近150人，经过春节前的裁员已只剩下不超过100人。

　　罗小华的劳动合同至2009年1月20日到期，没想到1月15日就接到通知说不再续签。“老板分头通知的，隔一两天裁几个。老板太不讲情义了，说开就开掉。”罗小华在这家工厂工作了四年，拥有八年行业从业经验。

　　罗小华工作四年，每个月连加班收入在3000元左右。按劳动合同法，应该获得四个月的双倍工资作为补偿。“开始老板一分钱也不想给，后来我们告到劳动局，才给了一个月的双倍工资作为补偿。前三年厂里不跟我们签合同，劳动部门不认可。”

　　“听说也有工友愿意接受降薪留下来的，但多数人都不愿意，一年挣得比一年少，物价又这么高，怎么活？”罗小华看了看依偎在怀里吃零食的女儿。

　　无奈之下，罗小华决定带着3岁的女儿回老家。26岁的黄小宁前来送丈夫和女儿。她在东莞市长安镇一家叫景新（化名）的电子企业工作，在生产部做报表。她告诉记者，以前天天加班，月收入能到近2500元。去年10月份以后就没有加班了，月收入骤降至1500元左右。一家三口，连房租、水电、吃饭带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花费大约2000多元，压力骤然加大。而以前情况好的时候，每月能存2000多元。

　　23岁的黄小凤安静地坐在地上，听姐姐姐夫述说，眼神里满是迷茫。她刚从老家——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那龙镇——来到东莞。之前她在阳东县城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月收入七八百元。“去年老板答应加工资，下半年突然生意不好，不加了。收入太低，想出来换个环境。”她说。

　　“想找份什么样的工作呢？”记者问。

　　“不知道。只要比原来收入高一点就行了。”黄小凤回答。

　　“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会回家种地吗？”

　　“回去？做工找不到岗位，种地也不会，也吃不了那个苦了。我现在只能在城里生活。”黄小凤说。

　　“她什么都不会，工资可能高不到哪里去，估计也就是1000元左右。”黄小宁提前给妹妹打预防针。出站口处，不断有人流涌出来，扛着大包小包赶往旁边的长途汽车站。他们要么是节后返回原来的工厂，要么是进入珠三角腹地寻找新工作。罗小华漠然看着眼前的人流，轻轻叹了口气。

　　从“民工荒”到“民工过剩”

　　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外部需求大幅萎缩，对外向型经济依赖严重的珠三角，影响年前已然明显。数千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月7日，星期六。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举行了节后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一大早，境内外媒体记者即等候在发布会现场。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新闻发言人张祥注意到，除了广东本省媒体外，还有来自北京、香港甚至安徽、广西的媒体记者。

　　数十年来，广西、安徽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每年有数千万农民工外出务工，极大缓解了本省的就业压力，为当地汇回了巨额财富。各路媒体记者渴望了解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究竟对珠三角影响有多大，农民工失业严重到什么程度，劳动部门如何应对严峻的就业压力。

　　五年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民工荒”爆发后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举行的第一场发布会，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谁也未料到，去年年末短短几个月时间，即由“民工荒”急转直下至“民工过剩”。

　　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甘文传用一组数据表明了节后严峻的就业形势：今年春节后将有970万外省农民工南下广东，其中260万左右的人没有明确的就业岗位，远远超过往年同期数字。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广东省第一季度就业需求预测只有190万人，供过于求，缺口巨大。上述求职人群尚未包括今年毕业的大学生。

　　甘文传表示，260万人中，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新入粤的农民工，大约120万人，占总数的比例为46%左右；另一部分是节前辞工返乡农民工、受金融海啸影响失业的农民工，节后需要重新寻找工作，约140万人，占总数的比例达54%。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节后对395户企业的用工需求调查显示，约两成的企业有减员倾向，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企业；裁减职位 5000个左右，占调查企业职工总数的2.1%；六成企业春节后有招工意愿，比去年减少一成；有招工意愿的企业招工需求较去年同期下降，新增用工需求较去年同期减少过半。

　　“我们调查的企业里，有招聘计划的企业，都属于零散补员性质，还没有发现成批量新招员工的。”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张宝颖说。

　　对外省农民工来说，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消息。甘文传表示，广东省今年还有72万经过培训、有技能的本省新增劳动力，以及从广东农村转移出来的120万劳动力，这必将对外省劳动力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这部分新增劳动力加大了对外省农民工、尤其是普通工人岗位的替代率。

　　就业压力还在不断加剧。事实上，广东省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也承认，外省农民工入粤数据仍在不断刷新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