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者眼中的日本另一面：

　　冷暴力、贱劳力、性骚扰

　　倘若腰携万贯，东游扶桑，你眼中的日本无疑是最友好的国度。完善的服务体系、便捷的生活设施和礼貌周到的日本人民一定会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假若你家境小康游学日本，在学习之余，时间不长、工作轻松的兼职，也颇能让你增广见闻，甚至结交日本朋友，一同游览嬉戏。

　　但如果你东渡的目的是打工淘金，日本将会展示它在繁华和礼仪背后的另一面——可能是冷漠残酷、荒诞扭曲，也可能是真诚的友爱和一缕淡淡的温情。

　　本报记者 卢烃 发自上海

　　3年每天说话不过10句

　　在电话那头，日本研修生美华的声音明显有些呆滞，似乎时时在思考一些什么。“不好意思，我连续3年每天说话不超过10句，语言能力有些下降。”她告诉记者，2005年她从家乡办理了研修签证远赴日本神奈川的近郊，在那里的一家大型盒饭公司一干就是3年。

　　“刚到日本时感觉还是不错的，公司包我们三餐和住宿。宿舍虽然不大，却是单人间，还有空调和热水器。每月的薪酬则有7000元人民币左右。”可美华不久就发现，孤独才是她最大的敌人。“由于我们是食品行业，必须带口罩工作，而且流水线上每个人都相隔十米左右的距离，所以我在10小时的上班时间里根本不可能和别人有任何交流。”

　　回到宿舍后的美华，同样形单影只。由于这家工厂的华人研修生较少，且被安排在不同的宿舍楼住宿，劳累了一天的华人研修生很少串门。“我们每周只有一天的休假，出于休息和节俭的考虑，这一天我也往往是在闷头大睡中度过的。”美华告诉记者，她唯一的娱乐是和隔壁的马来西亚研修生去小镇的超市逛逛。“我们俩的日语口音都比较重，基本上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但我和她逛超市时还是很开心，因为她是唯一能和我说话的人。”

　　美华坦言，去日本第一年时她非常孤独焦躁，有时会自言自语。但之后的两年就麻木了，每天下了班就睡，像一个机器人。心里唯一的念头是多攒些钱，早点回国。“我回来后才知道，原来日本老板的很多措施都是不合法的，比如劳动超时、不给加班费、不缴纳保险金等等。我甚至怀疑他是故意把同一国家的研修生分开安排住单间，房间里不安电话，使我们不能互通信息。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不愿再回忆，也无力再追究。”

　　用日本劳动法争取权益

　　与美华相比，在京都一家玩具场做研修生的曾义要幸运得多。在几次与老板交涉后，他甚至获得批准，能够在京都一所语言学校进修日语。

　　曾义的工作时间段是下午1点到晚上8点，而学校学习时间是早上9点到12点，语言学校距工厂的车程则需50分钟。“日本人最恨迟到早退，所以经过几次试验，我必须搭上12点03分的地铁，才能兼顾两头。”曾义说，除了休息日，他在语言学校学习的6个月时间里几乎没吃过午饭。

　　“我在工厂的工作是给玩具贴上标签。我的同事除了研修生，就是退休的日本老人。”曾义告诉记者，日本老人和年轻人截然不同，很愿意和他人交流。“经过半年的学习和每天7小时的对话，我不但日语听说和日本人基本没区别，还能阅读报纸，看电视新闻。”

　　信息量的提升给曾义和他的研修生朋友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日本的国定假日比较多，每年有20天左右。以前老板从不在国定假日给我们放假，他的理由是这些假期只有本国国民能够享受。”在一次“宪法纪念日”前，曾义无意间从报纸上了解到，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一样能享受日本的国定假日。“我拿着报纸给老板看，在白纸黑字面前，他不得不在那天给全体研修生发了3倍工资。”

　　被中国游客嘲笑变态

　　在中国甚至日本国人心中，秋叶原都是一个充斥着宅男和女仆的古怪地方，可在那里打工近一年的谢费并不完全认同。“秋叶原一半是IT企业的办公室，一半是卖电器和动漫产品的商店。这里晚上8点之后人就开始减少，10点过后基本就没人了。说是东京最安静的闹市区也不为过。”

　　谢费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大型的模型店，来往客人很多，其中不乏思维怪异的日本人。“来模型店的客人中，30多岁的日本男性最为古怪。一次一位酷似电车男的大叔在店里逛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找到心爱的女仆玩偶，竟然倒在店门前嚎啕大哭起来。”

　　比起日本人，更让谢费头痛的是中国游客。“他们什么都不买，可什么都要看，要摸，要拍照。有时还要硬把暗盒（用于摸彩的密封模型）拆开，拆开后看看又随手一放。甚至聚集在店门口抽烟聊天。”每当这时，老板都会要求谢费出面交涉。“他们根本不会听我的，甚至还嘲笑我在变态的地方打工。”

　　谢费坦言，这些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不但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也让在海外打工的华人日子更加难过。“每当中国游客走后，老板总要把气出在我身上，让我把店里所有弄乱的模型放回原位。有时游客损坏了商品，老板还会要求店里几位中国的打工者赔偿一半价钱。”谢费说，即使明知老板的要求不合理，他们还是会赔付。“虽然我们赚得不多，平时也很节俭，但我们还是想尽力而为，挽回中国人的海外形象，不让日本人看扁。”

　　黑老大为打工者出头

　　入夜后的银座灯光璀灿，在一家居酒屋工作的宁洁如同这里所有的打工者一样，见证着一夜又一夜的薄情或多情。      

　　“我工作的地方在地下两层，并没什么特色，但每晚9点前都会爆满。”宁洁说，来的客人有的刚下班，有的明显已经喝过了。“不管怎么样，不用多久他们都会烂醉如泥。”  

　　宁洁工作的居酒屋在银座收费算是低廉的，所以店里的客人都是自己来找乐的。“他们有些喝醉了就胡言乱语，有些半醉的就往你身上乱摸，但都不会过分。”宁洁告诉记者，有一次罩他们店的黑道在店里聚会，一个赤了上身、身上雕龙画凤的流氓站起来对宁洁动手动脚，她吓得连叫都叫不出。“没想到他的大哥马上站起来抽了那流氓一个耳光，把他踢了出去。还向我鞠躬道歉。后来老板告诉我，对于日本黑道来说，收了钱你就是他们的客户，骚扰上帝是不符合商业规则的。”

　　因为在所难免的骚扰和流言蜚语，很少有留学生愿意在银座打工。“这里工资高，而且工作时间在晚上，方便我白天再打一份工。”宁洁说，像她这样的全职打工者选择工作并不挑剔。“留学生要注意上课时间，还要注意同学间的影响，而我们完全不用考虑，本来就冲着赚钱来的嘛。”

　　令宁洁惊讶的是，和她一起搭档打工的日本女孩每次来上班都是司机开着奔驰接送。“我很疑惑这样的小姐为什么来这种地方工作，每天被醉汉捏来捏去的。她说这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锻炼，我真是完全无法理解。”

　　日本店长：

　　寿司上有你身体的味道

　　初到这家日本料理店，黄一咏感觉挑对了地方。“店里除了一名40多岁的日本店长外全是中国人。大家工作之余一起聊天打牌、买菜做饭，感觉很愉快。”

　　黄一咏告诉记者，与其说日本人仇视中国人，不如说是无视。“日本店长从来不记中国员工的名字，他看着谁，声音对着谁，就是在和谁说话。但对我到是个例外。”

　　那名店长对黄一咏的优待，她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不但会叫我的名字，还指派我干轻松的工作。一次我去其他城市考日语二级，他甚至出钱为我预订了一家四星级宾馆，说是我努力工作的奖励，让我非常感动。”

　　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料理店里，黄一咏的工作是坐着捏寿司，令她奇怪的是，那名店长经常会跑过来吃她刚捏出来寿司饭，而且不加任何作料。“开始以为他肚子饿，但看他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又不太像。我觉得店长可能是在怀疑我捏寿司的手艺，所以总想找个机会问一问。”

　　在店长又一次饱啖了寿司饭后，黄一咏终于忍不住提出了疑问。没想到店长突然满脸严肃地告诉她，他觉得黄一咏捏的寿司上有她身体的味道！“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是又害怕、又好笑、又疑惑。”

　　黄一咏告诉记者，虽然之后那名店长除了吃寿司饭外仍然没有任何古怪的行为，但她思忖再三后还是提出了辞职。“虽然很舍不得那些新朋友，但我始终感觉自己在做‘人体盛’。我来日本出卖的是劳动力，不是自己的尊严。”（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