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第二次破冰之旅

　　——专访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教授

　　1978年5月，时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随卡特总统秘密访问北京，重新启动了自1971年后相对停滞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并最终为中美两国于1979年初的建交扫清了最后障碍。近日，布热津斯基博士就这一历史性事件与中美关系的展望，对本刊发表了他的回顾与意见。

　　记者◎朱步冲

　　三联生活周刊：在卡特总统上任后，到底是哪些国际和国内因素，导致美国政府迅速重新开启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触？

　　布热津斯基：美中关系自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时期得到初步突破后，出现了暂时的停顿。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与苏联之间的缓和，以及中东问题都在牵扯当时美国政府的精力。卡特总统上任后不久，在负责中国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米歇尔·奥克斯伯格教授的提议下，我们开始研究前任们留下的大量美中对话备忘录。我明白，要想取得任何进展，美国就必须以重申尼克松的五点声明为出发点。

　　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是卡特政府关键性的战略目标之一，在卡特总统就职典礼的几周后，1977年4月中旬，国务卿万斯就向总统汇报了他在11日与中国驻美联络处负责人黄镇会晤的情况，我认为这既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也对美国至关重要。如果这一目标达成，将大大加强远东的稳定以及美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卡特总统上任不久，曾在一份特别备忘录中，将美中关系称为“和平的拱顶石”。1978年早些时候，对于苏联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在第三世界许多地区扩张的担忧，比如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也促使中国在建交问题上下定决心。美中关系正常化之所以显得“突如其来”，是在美中两国都面临着现实安全问题的情况下促成的，同样这也与邓小平着手“改革开放”，将中国的重心转移到“和平与发展”中的远见是相符的。反之，没有外交关系正常化，很难想象美中之间迅速发展和规模极大的经济交流与联系如何展开。

　　有意思的是，直到1978年12月，美国与中国政府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迟疑不决，我们甚至面临着“最后一秒钟的失败”。核心问题包括对台出售武器的问题，中国方面似乎相信一旦美中关系正常化，美国就将立刻停止对台军售，而我们却明确表示，取消(美台)安全条约需要一年左右，在此之后也将继续出售。然而最终经过磋商，大家决心搁置这个问题，在声明中中国不支持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但这不妨碍关系正常化。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的美国政府是如何最终确定1978年5月前往中国的代表团名单的？美国政府在代表团人选和使命，以及中美关系未来前景上有什么分歧？您当时肩负的具体使命是什么？

　　布热津斯基：1977年11月初，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罗斯福厅宴请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联络处负责人，席间中国客人直截了当地邀请我访华，并在记者面前重复了这次邀请。有鉴于此，我得以有理由更积极地在政府内部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开始与中国联络处代理负责人韩叙定期会晤，中国方面的代表也被安排听取北约组织在全球战略问题上的简况汇报。

　　与此同时，我在不断努力争取总统批准我的中国之行。要取得成功，必须克服国会的强烈反对，同时，困难还来自我与国务卿万斯在美苏关系问题上不断扩大的分歧。对于万斯来说，顺利解决与苏联的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是头等大事。

　　1979年2月初，我开始敦促总统批准中国对我的邀请，在取得总统的口头同意后，2月17日，我向卡特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远东之行》的备忘录。其间情况出现过多次反复，在万斯的敦促下，卡特总统一度考虑过派遣一个以副总统蒙代尔为首的代表团。但是3月中旬的一天，我告诉总统，鉴于中国对我的主动邀请，由我前往更像一场比较低调的磋商性访问，从而免除华盛顿与国内的麻烦。不一会儿，总统的私人秘书苏珊·克劳就走进我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封写给万斯国务卿的信件以及给我的副本，上面写着“副总统、国务卿，我已决定，由兹比格纽去中国最为合适”。

　　总统做出决定后，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参与的会议上，这次中国之行有了更大的战略意义和更加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我的权限除了与中国领导人就全球政治—战略形式进行广泛讨论外，还被授权过问关系正常化问题。5月17日，总统在我起草的指示书上签名并做了修改，在长达5页的文件中谈了两个重要问题——同中国的战略关系和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我奉命告诉即将会面的中国领导人，我们对两国合作关系的战略兴趣是根本与持久性的，而非暂时策略，并且鼓励中国在他们可以做出积极贡献的地区性冲突中起作用，包括鼓励南部非洲的和平发展、与以色列的接触、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以及推进朝鲜半岛的稳定。最重要的是，我被授权通知中国，美国接受他们关于关系正常化的3项基本条件：与台湾地区断交，撤走美国军事人员和设施，废除美台安全条约。需要强调的是，从一开始，美中之间的关系并非被定性为地缘政治中的“战术性关系”，我们从未使用过“打中国牌”这个字眼，尽管它很快成为华盛顿专栏作家的流行用语。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1978年5月您对自己的北京之行做何评价？它是否满足了中美两国政府对于这次访问的基本期待？

　　布热津斯基：5月20日周六中午，我们一行10人抵达北京，除了我在中国事务方面的顾问奥克森伯格，其他重要成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负责我们对美苏均势的评估和战略问题；还有国防部的莫顿·艾伯莱莫维茨，负责军事问题，并提出两国军事代表团互访的建议。在机场，代表团受到了外交部长黄华的欢迎，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先后参观了紫禁城、长城，并在北海的仿膳与邓小平共进晚餐。在周日和周一的旅游和宴会结束后，开始了实质性会谈。第一天我将概述美国对外政策的开场白讲得很长，包括翻译在内，历时3个半小时。我知道，在我与当时的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主席会面以前，发言记录就会被研究。我一开头就说，“我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卡特总统和我认为美中两国具有某些共同的根本利益和类似的长期战略关注，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全球和地区霸权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在陈述过程中，我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包括修改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程序，以便将先进技术转让给中国，并敦促中国支持美国在中东推进和平的努力等。在黄华外长第二天的答词中，也对我们的态度做出了积极回应。

　　5月21日16点5分至18点30分，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邓小平先生。第二天晚间，我与华国锋主席进行了会谈。在整个过程中，全球战略性问题与美中双边问题、台湾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谈话风格上，邓小平先生很率直，干脆利索；华则温和、间接得多。在会谈中，我不下三四次地申明“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

　　回到华盛顿后，总统、国务卿万斯、我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就开始推敲对华政策。6月13日，万斯就在备忘录中建议总统“公布承认中国的日期最好预定在12月中旬，建立外交关系可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访问华盛顿为标志”。其间为了保密起见，一些会议记录都以笔头记录，甚至没有拿去打字。8月，我促成了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与能源部长施莱辛格访华，这被看做是美国决心扩展两国技术与科学交流的强力讯号。9月19日，卡特总统与柴泽民大使进行了一次关键而富于成效的会见，总统后来会见我的时候，决心向中国发表一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公报草稿，并决定暂缓与越南的接触。在1981年访华时候，我从中国方面了解到，这份公报草稿打消了他们的最后疑虑。

　　三联生活周刊：在当今，中美有哪些共同的战略目标与问题？中美关系将在今日多极化世界格局中扮演什么角色？

　　布热津斯基：“冷战”结束后，美中两国关系的出发点从彼此的安全需要，变成了更广泛的全球性考虑。由于两国领导人和政府的不懈努力，使得30年后，我们都处于一个更加安全而友好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美中基于现实主义原则的关系框架，使得双方在许多全球或地区性战略冲突问题上拥有对话和合作的基础。除开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个人认为，中国也应当直接参与和伊朗的对话，并且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谈判，以及在中东地区日渐恶化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问题上发挥作用。这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无论对于中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此外，我希望美中两国能够共同促成一项比迄今为止任何限制核武器公约更为广泛的、严格的、全面杜绝核武器使用与扩散的国际公约，并将传统的G8首脑会议体制扩展至G14甚至G16，以吸收更多新兴的、在地区与国际性事务中有发言权的国家参与。为了达成这些广泛而艰难的目标，在美中两国之间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G2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堪比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的合作与联盟，两国领导人应建立起定期会晤与磋商的固定机制。在全球多极体系下，地区、民族、宗教信仰争端导致的大规模“文明冲突”可能出现，作为国际关系的中枢，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呈现“巴尔干化”的情况下，如此务实、坦率的战略合作机制无疑是迫切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