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在押人员李荞明在云南晋宁县看守所死亡，当地警方通报死因为李荞明在玩“躲猫猫”游戏时，头部撞门框所致，消息一出，引起舆论哗然，“躲猫猫”迅速成为网络热词。

　　资深网民、曾为新华社记者、现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促成让网民参与调查的“‘躲猫猫’舆论真相调查委员会”，昨日，本报记者与伍皓展开对话。

　　■ 对话人物

　　姓名：伍皓

　　身份：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简历：在北大当学生时即被当时的江总书记接见。后来伍皓在毕业的时候，主动提出要到西藏工作，作为优秀毕业生又被领导人接见。当了16年的新华社记者，去年弃记从政，正式在云南省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两个月。

　　“对网络的舆论，要用网络的办法来解决，真正去信任网民，公开、透明、开放地让网友了解情况。”

　　昨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早早离开省委，他要请朋友吃饭，而调查组成员仍在宣传部办公室为调查结果而争论。“我不用审稿，他们调查的结果是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伍皓说，宣传部不会干预调查结果。在一家餐厅，记者对伍皓进行了专访。

　　关于“躲猫猫”

　　网络舆论要用网络办法来解决

　　新京报：您是怎么想到组织网民去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的？

　　伍皓：这两天正在开全省的宣传部长会，晚上上网发现整个事件已经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热词，已经成为了一个聚集点，而我们还没来得及去及时应对。如果网友对警方产生了怀疑，就算按照传统的办法，警方调查，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也很难取得网友的信任。对网络的舆论，要用网络的办法来解决，真正去信任网民，公开、透明、开放地让网友了解情况。于是我们当天上午召开了一个协调会，有政法委的同志参与，公安厅，当地市公安局都参加。

　　要把真相还给公众

　　新京报：协调会上，各部门的同志同意网友参与调查么？有没有反对的意见？

　　伍皓：应该说，整个社会与舆论环境都在更加开放与透明，我们云南省省委省政府在这次两会上提出了要打造阳光政府，所以在这个协调会上，我们宣传部门提到这个想法，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十分开明与宽容。

　　我跟公安的同志说，面对网友的质疑，只能用我们的坦诚去换取网民的信任，以心换心。就算有问题，网民也可以为公安的监所管理提出好的建议，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隐瞒的，我们完全可以晾出来，让网民来评判和督促。因为现在网上的舆论，不管公安部门怎么做，怎么说，都会有人质疑，还不如完全的公开透明，让网友参与。公安部门的说，要向上级汇报一下，再决定。后来省公安厅负责人听了他们的汇报后，马上就表示同意。

　　我们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都有一个宽阔的胸怀，都认为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在这个事件上，看守所与公安机关如果确实存在问题，该是谁的责任，该严肃处理的就该处理。反正要把真相还给公众。

　　新京报：当时你有没有评估过此事的后果？万一失控怎么办？

　　伍皓：我当时是想了的，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是那个看守所真是有重大的隐情，那样调查出来，会出丑。但是后来反过来想，真相永远是真相，我们不怕揭丑。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宣传部这次把自己推到了前台，有点越俎代庖？

　　伍皓：很多网友就是把这个事情的性质弄混了，我们这次不是法律授权的调查机构。我们宣传部门也没有权力。按照事件本身来说，应该是一个司法机关的事情，但是后来出现了“躲猫猫”这样的公共舆论事件，网民们非常渴求知道真相，我们有责任把事情的真相完整、及时的澄清，满足公众知情权。

　　关于网民调查

　　网民调查不取代司法调查

　　新京报：这些网友并不是专业出身，他们做出的调查结果可信么？

　　伍皓：现在网上也有网民质疑我们选的网友会不会是托儿，所以为了让选出的结果是客观公正的，我们采取的是公开报名，最大限度的来确保我们这次调查的独立公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这个调查，并不取代政法机关的调查，并没有法律上证据的意义，我们也不肩负那样的责任。这个形式只是，到底事情的真相如何，让网友亲自去看。现在大家最质疑的就是，怎么会去玩那个躲猫猫的游戏就死人了。我现在没去，现在是什么样的，我也说不出来。但网友们看了现场的环境，看到门的位置在哪里，人倒下以后，是个什么情况。

　　宣传部不干预调查结果

　　新京报：调查组的消息已经在网络上传开，你是否已经看到网民的评价？网民的反映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伍皓：上午调查团刚抵达的时候，我看了这个消息。我很关心他们调查团是否能够顺利的进入，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当得知他们进去了，我就比较放心了。

　　从宣传部的角度来说，我们这次就是为网民认知真相来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所以我们不介入调查委员会、不干预调查。只要是调查委员会每一个人认可、签字他们共同的这个调查报告，那就由调查委员会自己去发布，我们不做任何的干预。

　　有前科网友入选委员会

　　新京报：对这些网友会有什么政治审查么？

　　伍皓：完全没有任何审查。后来我们才知道，有个入选的网友以前曾经蹲过监狱。而且之前他也没有说过，到了监狱才说的，说是蹲了七年监狱。我想这个都无所谓，相信他们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整个委员会会取得一个共识。

　　是危机公关但不是作秀

　　新京报：你觉得这是一次政府的危机公关吗？

　　伍皓：主要我还是有新闻的专业精神，还原真相，满足大众想知道真相的愿望，可能这时惟一的想法。不过从客观效果看，是起到了危机公关的作用。但是我们不是作秀。

　　警方不提供录像网民不满

　　新京报：今天他们调查有没有受到障碍？

　　伍皓：我听说他们惟一觉得不满足的是警方没有提供监控录像。这我也做了了解，警方说，一是确实天井那个位置没有设监控，二是按照保密条例，必须有授权才能向其提供监狱的保密设施。作为民间调查组，也只能在法律规定的层面去做。

　　新京报：如果他们对此进行质疑怎么办？

　　伍皓：这个可以提出质疑，包括无法提供监控录像，都可以质疑，网民的质疑我认为是一剂良药，可以让我们改进工作。另外，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并无意去统一亿万网民的思想，也统一不了，尊重差异性，尊重网民的判断和理解。

　　关于当官 当官仍保持记者本色

　　新京报：很早就看到你在西祠上注册了“新华社记者伍皓”，属于老网民了吧？

　　伍皓：我上网的时间很长，基本上是有网络开始就上网了。

　　新京报：你用实名发帖出于什么考虑呢？是不是体现你对记者身份的自我认同，自豪于这个身份？

　　伍皓：这个倒没有想很多，实名和虚名都无所谓，我用实名是觉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当然别人愿意用虚拟的名字也是可以的。关于记者身份，我毕竟干了十多年的记者，很在意这个身份，现在在宣传部门干，觉得自己记者的本色还在。(笑)

　　新京报：你在《伍皓说新闻》一书中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新闻官”，新闻后面为什么要加个官呢？

　　伍皓：当时我在新华社云南分社是常务副总编，作为新闻单位的业务官员。我是站在这个角度上，讲怎么做好新闻单位的业务管理工作。书里总结了几条，就是当官也不能脱离业务，包括要做好记者坚强的后盾等，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官”。

　　敬畏网络民意就是敬畏人民

　　新京报：作为一个老网民与政府宣传部门的官员，你觉得今后网络会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伍皓：我觉得对于网络舆论不能再用像以前那样的手段，有的人觉得网络民意好像是虚拟的，不用理会，这种想法还很普遍。但我认为，对于网络舆论不仅要理，而且要有一种敬畏。敬畏网络民意，就是敬畏人民，敬畏民意的一种体现。我认为正因为网络的虚拟性，我们才能听到更多的真实的、更贴近的人民的呼声。对于我们改进党委政府的工作，对于监督是好的。所以我们还要从网络舆论中吸取有用的养分。就像我们省提出打造阳光政府，这次网民行动，就是一个具体的事件。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徐春柳 特派云南记者 涂重航

　　■ 对话调查组成员

　　昨晚，本报记者采访了以网民身份参与调查的《生活新报》记者温星。

　　新京报：你当时是怎么参加到这次调查的？

　　温星(以下简称温)：我是最早报名的三人之一。感觉这次调查组挑选的是网上比较活跃的网友。

　　新京报：经过一天的调查，你觉得满意吗？

　　温：有收获也有失望。

　　新京报：有什么失望？

　　温：我预想要看关键证据，但是看守所以保密法规定，没有提供。但是这个也在法律的范围内，没有办法。也没有让去见关键的当事人，警方说会妨碍办案，给嫌疑人压力。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因为碍于法律程序，使这次调查流于形式？

　　温：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身份不能畅通自如，随时被强调，民间调查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虽然比较理解，但是确实不可能有深入的作为。

　　新京报：调查报告会不会让你们成为网友的靶子？

　　温：肯定会有网友来质疑。网友的期望太高了，期望我们能下结论，但是我们做不到。事实真相还需要司法机关来努力调查。以网友的身份调查，就是有些尴尬，也不能超越法律。

　　新京报：那这次调查又有什么意义呢？

　　温：是一次试验吧。我们会把看到的，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大家。

　　本报记者 涂重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