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查看监控录像未果

　　在民警带领下，委员们沿着平时民警巡视的通道观察了整个监所，民警向我们指点出李荞明“躲猫猫”时的位置，调查团成员可通过监控窗口仔细查看案发的9号监舍。

　　查看完监舍之后，调查委员会再次提出要会见并询问致死李荞明的普某，以及与李荞明当时同舍的其他人。韩副检察长立即发表检察意见：“会见不妥当，从办案侦查和看守管理角度看”。闫副局长表示：“接受检察意见，无法满足委员会的要求”。委员王雷表示：“调查委员会的权力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应该在法律框架之内。调查委员会不能使用违背或凌驾法律之上的手段谋求真相和公证（正）。调查委员会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法院，缺乏授权和专业能力，所以同意他们的意见”。

　　只说过程不下结论

　　调查委员会全体委员

　　15人，年龄层次不一，上到60年代生人，下到80后；从事社会职业各不相同，从组建到调查完毕，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谋面。

　　当调查委员会开始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人在心里都感受到了一份尴尬。的确，调查委员会在一天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多前段时间广大网友、新闻媒体所不知道的资料，无论是事前我们天真地提出会见在押嫌疑人、浏览监控录像等一件件事情，被以制度、法律的名义所拒绝，才突然感觉到，在网上可以呼风唤雨，制造流行的网友，在现实确实（却是）那样无力。

　　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网友，还是网友调查委员会，都不可能做到“探寻真相”。在“躲猫猫”的事件中，最后真正能揭露真相的，只可能是拥有法律资源的执法司法部门。

　　“躲猫猫”调查委员会一天的工作，只能是将我们在这十多个小时里所听到、看到的东西如实记录，力求详尽。

　　所以，这篇报告，绝不可能是让“躲猫猫”事件“解密”或者“真相大白”的文件，我们只能保证我们的良心、责任能在这一天得到体现。

　　“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2009年2月20日(为方便阅读，文中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姓名：何兵身份：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民间调查不应逾越法律

　　调查委员会本身就是民间组织，没有法律特别赋权。调查还是权力机关的职能。调查委员会的性质相当于证人。所以，调查委员会不该“逾越法律提要求”。

　　躲猫猫为何演化成一个公众事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兵说，事件发生后，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议论，根源在于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而晋宁县公安局最初自己对事情进行调查是不恰当的，应该第一时间让检察院介入。因为不管怎样，是在公安机关出的问题，再由其自己进行审查。这显然不符合程序正义，难免惹人非议。

　　如何评价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邀请网民参与调查的行为？何兵说，邀请网民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可以看做是政府部门的一场危机公关。这反映政府有公开信息的倾向，希望取信于民，这种进步不容忽视。

　　调查委员会会见犯罪嫌疑人普某等人、查看监控录像的愿望遭拒后，一些调查委员及网友对此继续表示不满和质疑。

　　对此，何兵解释称，普某已涉嫌刑事犯罪，并被采取强制措施。在侦查阶段，按照《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只有律师有权依照法律程序会见普某。调查委员会本身就是民间组织，没有法律特别赋权。调查还是权力机关的职能。调查委员会的性质相当于证人。所以，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就“看到什么”发表评论，而不该“逾越法律提要求”。

　　何兵说，其实，中国并不缺乏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机制。这个事件中，至少可以启动以下两种程序：一是检察院启动检察监督，审查公安机关有无渎职的行为、有关人员有无刑事犯罪；二是启动人大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体系。若当地人大启动监督程序，邀请有关公民参与调查，公安机关就必须出具所有材料，网民也就不会有无力感和挫败感了。

　　他称，目前，这些制度长期处于失灵或低效的状态。现在急需要做的不是设计制度，而是把这些制度激活，让它们高效地运转起来。

　　本报记者沈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