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涌黄莺

　　国家经济发展面临难局，正是统一共识、加快社会建设、以社会安全建设促进均衡发展的好时机

　　经济在繁荣与萧条中循环往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市场无情。经济艰难时刻，格外需要政府、社会伸出温暖之手， 建立社会安全制度，实现社会均衡发展。

　　当前，就业是85%以上中国城市家庭唯一收入来源。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也依靠离乡就业改善生活。在近期 就业环境不佳、就业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应抓紧时机集中建设社会安全制度，尤其关注城乡困难群体，给他们温暖与希望，为 实现社会相对稳定与和谐提供保障。

　　社会保障：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手段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或“缓冲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保障失业人群生存，防止经济危机转化 为社会危机。同时，经济困难的时刻，也可以很好地检验“安全网”的缜密性与“缓冲区”的有效性，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 供了契机。

　　从发展历程看，西方国家多是在经济、社会危机时制定社会保障制度。英国1597年《济贫法》颁布时，国内食品 价格飞涨，国内失业率上升，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德国在19世纪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初衷是对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釜底抽 薪，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美国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是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

　　之后，在历次经济危机爆发后，不少国家政府都会重新审查社保制度，对其进行调整，如此才有今天的相对完善，人 们才不会担心社会因危机而出现大震荡。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压力较小，负担较轻。而中国如今面临的问 题更加突出而严峻：一是如何在农业人口庞大的农村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二是如何为一亿多在城市常年务工的农民工提 供基本社会保障；三是如何为城市低收入人群完善与提高社会保障。

　　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其中之一是就业岗位减少。据预测，今年我国有可能减少2 000万农民工岗位，上百万大学生就业困难。难局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更容易取得共识，昔日制度建设中的一些棘手 问题，有了解决的新契机。

　　经济增长：做大蛋糕与合理切割

　　同等重要

　　解决贫困与失业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在经济困难时，更是一个压倒性的经济问题。经济增长，做大蛋糕，可以 有效增加就业，才能提高大多数贫困者的收入，使其解决温饱，脱贫致富。与此同时，蛋糕做大了，政府的“转移支付”才有 更多更大的余地。因此，“济贫”并非一定要依赖“劫富”的极端方式，从而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赢与和谐。

　　促进经济增长的种种手段中，将自然资源保护和落后地区经济改造相结合的做法值得关注。

　　美国大萧条时期，推行了田纳西流域改造以刺激经济。1933年，“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建立，旨在促进防洪、航 行、电力、土地和森林的合理利用，以及“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祉”。这个新机构把上述所有问题与规划统一起来集中处理， 并独立作出决策。管理局在忙于建造水闸、水坝和发电厂的同时，还致力于贫瘠土地的退耕、土壤保持、植树造林、引入更好 的农业机械，以及鼓励本地制造业、公共卫生和教育。这一经济改造项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有效地缩小了田纳西流域和北方 的经济差距。

　　现在，中国西部地区同样存在着经济落后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问题。此前，开发落后地区过于倚重外部“输血”、 引进“先进”的工业。在当前致力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时刻，不妨参考一下田纳西流域的管理经验，将改善环境与经济增长 有机地结合起来。

　　同时，大量实证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减少贫困。因为伴随经济增长，对工作机会的竞争往往会更加激烈，由此导 致工资水平的下降，贫困率也有可能上升。例如，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持续增长，人均GDP增加了23%，而贫困 率却上升了12%。经济增长反而使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也越来越大。

　　财富高度集中必然影响消费，使得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反过来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近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日趋明 显，用来衡量社会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目前已高达0.47，超过0.4的“警戒线”。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超过了所有的 欧洲国家。两极分化不断加大，社会矛盾因此日趋凸显，严重侵蚀着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缩小贫富差距，遏制两极分化， 保证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能够分享到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好处，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需要抓紧完善。

　　增加就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资本主义抑或自由市场本身，必然产生两个重要后果——经济周期波动与贫富两极分化，由此极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与社会危机。

　　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就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 ，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不断积累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致社会危机，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互激荡，致使社会不稳定。

　　观察世界经济历史，经济越是自由、市场越是自由的经济体，这两大结果就越明显。这就是市场经济难以摆脱的“魔 咒”。由于这一“魔咒”的存在，必然威胁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有序稳定。因此，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个至善的经济体制；“无 形之手”必需“有形之手”拾遗补缺，政府的一些干预作用不可替代。

　　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首先，应增加对公共工程的投资，如修建公路、堤坝、公共建筑工程和公用事业，这不仅促进 需求增长，而且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如1933年10月，美国成立了专门从事工作救济的“民用工程署”，很快就让400 万人有了工作。该部门总共花掉了大约9亿美元，大部分用于修桥补路，校舍、公园、运动场和游泳池的维修，害虫和腐蚀控 制，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的工作。

　　其次，在出口急剧萎缩、个人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势下，增加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采购，从而为私人部门提供一个稳定 的市场。

　　第三，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增加退休人员津贴、养老金以及失业救济等，以维持群众一般生活水平，防止购买力急剧 下滑。

　　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挖掘市场的潜力。尽管自由经济思想正被越来越多地抨击与抛弃，但是市场对资源的优化 与配置功能还是不能否认。中国可以考虑的选择之一，是实施“定向经济爆炸”，即除个别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外，让 尽可能多的行业向内资(民间资本)开放。

　　为配合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推行，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运行环境。

　　一是减税与减负，即对整个中国民营经济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经济政策，紧紧约束工商、税务、城管窒息微 观经济活力的自利行为，激发民间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热情。

　　二是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融资平台。鉴于资金、资本市场运行的低效，应将融资主体由国有企业加快转向民营企业 、个体经济。让民营企业在更加公平的环境下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

　　国有企业应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瞄准其应该瞄准的竞争对手——跨国公司，着力利用国际资源、开拓国际市场，发 挥行业龙头作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是设立面向农村的创业投资基金以及其他投资咨询机构，为回乡农民工就地创业提供资助与帮助。从积极方面而言 ，农民工是中国农村的新兴人群，是中国农村最具有活力的人群，是中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不仅是一般打工者也是 技术工人，他们在外摸爬滚打多年，手里也积攒了一些余钱，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内心时常涌动着脱贫致富的热望。因此，政府 若能善加引导与利用，就极有可能变社会压力为经济动力，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以及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

　　目前，世界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都采用“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的优先 目标。而我国长期采取的是“经济增长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行之既久，容易伤害到广大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忽视 人力资源的开发，也忽视失业保障制度的完善。

　　此外，在就业问题上，也可以考虑跳出工业化与城镇化之外，促进农村全面现代化。未来，农村水利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环境保护建设，等等，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城乡地区发展，也可以大量增加就业，而且是本乡本土的低成本就 业，降低城市就业压力。

　　幸福指数：以先善带后善

　　西方一些学者的评述令人深思。在他们看来，多数中国人在相对“田园”的体系下，在尚没有取得骄人经济业绩的时 代，曾经“穷但快乐着”。

　　英国学者伯特兰罗素认为，“人生的乐趣，是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的时代，受生活环境重压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 的东西。但在中国，生活的乐趣无所不在。”“我认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记载着一个“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一个柏拉图理 想国的复制品”、“一个生活在未来的光明中的国家”。

　　1949年后的中国，除了“折腾”年代，在没有偏见的西方人士的眼中，中国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人民高尚 淳朴、公而忘私、社会平等自由。

　　这种反差不仅在东方中国，在西方也不少见。新罕布什尔州的伐木工人原本一辈子都活得相当满足。他们也许没有自 来水和中央供暖，也没有多余的储蓄。他们整日愉快地用柴炉做饭、喂鸡养狗、修理破烂屋顶、整理花园，自己种植果实酿造 美酒……

　　但是，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给了他们新的比较尺度。媒体不断发动攻势，电视里的世界就是标准的世界；教科书 持续宣传，经济学家的条条成了生活框框。原先生活中充满的无比惬意的细节，被简单的统计数据冲刷殆尽。伐木工人们惊异 地“发现”自己原来“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于是他们“觉醒”，不断抗争，为了更“体 面”的生活。经济学家根据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编制了“痛苦指数”，但是“幸福指数”是怎么回事，他们无法给出令人信 服的回答。

　　幸福、快乐、满意，不只是经济。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

　　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南亚不丹国的国王提出了“幸福指数”。他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由此，不丹创设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 展”和“环境保护”四类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按照这一指标，最近30年来，在物质财富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中国不少地方的“国民幸福总值”由升转降，“以 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的势头日趋明显。

　　因此，“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如今，政府在致力于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更应强 化“政府善治”、“文化发展”、“环境保护”和“道德提高”，督促、鼓励先富帮后富，先善带后善，实现全社会的均衡发 展。

　　发展教育撒播明天的希望

　　人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是最能动的生产要素。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人可以成为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 。

　　在国际战略家眼中，21世纪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掌握人才就是掌握未来 ，而人才是通过教育锻造出来的，因此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强调：谁掌握了 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经济难局也使教育问题日益凸显。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教育产业化，扩招后高校培养出的大批毕业生遇到就业 困难。教育部门不断拉长“生产链条”：学士—硕士—博士。但是，一方面，毕业的大学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 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拥有专业技能和熟练的工人又无法得到满足，新农村建设更是后继乏人。

　　实际上，全世界的教育事业如今都遭遇到寒冬。经合组织教育负责人巴巴拉艾思卿格表示：“当前的经济危机使得我 们无法对许多政府和非政府促进终身教育的行动计划提供支持。”经济的不景气令许多欧洲国家开始考虑减少教育预算，与此 同时，大批失业者对教育培训需求在不断增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尼古拉斯伯奈特认为，“失去了教育，一个国家便 失去了竞争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社会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群体人数可能增加，他们面临的风险也更 大，在人们为重新寻找就业岗位以返回主流社会而努力时，教育和培训显得尤其重要。”

　　这给了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教育差距的机会。

　　教育能从根本上缩小社会差距，点燃困难群体、边缘人群努力创造更加美好明天的希望。因此，经济不景气时，教育 更应被视为公共服务中的必需品。

　　可喜的是，中国对教育已经从忽视与短视转为正视与重视。如今，则应该致力于化危机为转机，免费为所有中国适龄 学童提供9年义务教育，免费为老少边穷地区的学生提供书本与午餐，免费推行、推广中等职业教育，增加对农民工的教育和 培训，完善城市下岗职工的教育和培训，建立大学终身学习机制，帮助毕业学生从职场重返校园寻求新的就业技能，以防止有 更多的人被弱势化、边缘化。□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