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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忠民
我国已基本具备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实力,相关的制度建设需要国家意志统筹策划
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波动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正在蔓延和扩张,尽管尚未达到峰值,但已经使中国经济受到明 显损伤。重要的是,由于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现代型社会结构本身的相对脆弱,因而这一轮经济波动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同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同中国目前面临的“世所罕见”的“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 杂性”错综交织在一起,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必将会产生深刻、复杂和广泛的不利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经济波动可能会引发的社会问题
由经济波动引发、可能引发或加重的社会问题,有的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还有的将会逐渐显现出来。大致看,这些社 会问题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失业加剧。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极大。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字,2007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而2009年《社会蓝皮书》显示,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为9.4%。还有 学者认为,“目前国家公布的失业率只统计了城镇失业状况,并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如果把1.5亿农 村富余劳动力算入,我国失业率就要高达20%。”
具体到这一轮经济波动对就业的影响,有两个现象值得引起人们特别关注。一是农民工失业首当其冲。几个月当中, 仅广东省就有几百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而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当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高,2007年接近3 9%。农民工的大量失业,必然会对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总体情况产生明显的影响。
另一个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突出。2007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到近500万人,到10月底尚有140多万 大学毕业生未能找到工作。估计2008年和2009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均在150万人左右。
同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很不相同的是,如今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学期间往往投入了大量的经济成本,许多 大学毕业生的家长往往是倾其大部分收入供子女上大学,所以,这些人一旦失业,那么就很有可能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
低收入群体生活状态恶化。毋庸置疑,在经济波动的大背景之下,各个群体的财富都会缩水,富人群体财富损失的绝 对数量会更大,一些企业主特别是一些外向型企业甚至会破产。但就基本生存状态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低收入者 经不起经济萧条的打击。他们的收入水准本来就只是刚好温饱。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一旦恶化,就意味着低 收入者基本购买力的降低,可能连温饱的日子都要受影响。
重要的是,同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制度。在为时不短的一个时期 当中,中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 大量的低收入者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 总体上来说甚至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对大批的低收入者来说,由于缺少生存底线的保障,其基本生存恶化状况到什么地步, 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
中等收入者发展受阻。正常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呈现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状态,即:高收入 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这样两极的人数比例较小,而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比例最大。基于这样一种社会阶层结构,社会才能实现安 全与和谐的局面。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中等收入者的比例为15%~23%,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就会达到4 0%左右,前景比较乐观。
但是,这一轮经济波动会使中等收入者的发展受到明显阻碍。一方面,中等收入者的人数会减少。比如,经济效益降 低和产品订单减少,使许多企业开始裁员,大量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失去岗位。另一方面,现有许多中等收入者的财富开始缩 水。
中等收入者家庭财富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而经济波动必然会造成房市和股市走低,甚至造成 银行利率降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等收入者的家庭财富包括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无疑会明显甚至是大幅度地缩水。显然, 在经济波动时期,中国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个停滞甚至是倒退的局面。
劳资纠纷和冲突加重。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劳资关系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必然会越来越大,劳资关系 是否公正与合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能否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一个初期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劳资双方在解决相互间矛盾时,“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这就必然地会造成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被损害、劳动条件恶化等情形,进而必然会引发纠纷和冲突。
近年来,由不良劳资关系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如农民工工资被严重拖欠、低工资、劳动超时、工伤事故、社会保 险以及同工不同酬等等相继出现并有加重的趋势。从1997年到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每年增幅 在20%以上,短短10年当中,就从1997年的71524件增加到2006年的317162件,数量增加了3倍以上 。在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当中,绝大多数是由劳动者基础性基本权利如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劳动合同和工伤等问题所引发的 劳动争议。劳资纠纷和冲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无疑,经济波动加重了这种纠纷和冲突。在经济波动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十分矛盾的图景:从资方看,经济波 动使企业利润空间十分有限,有的企业接近倒闭,需要节省各种成本,甚至需要越界从工人那里尽可能挤压工资保险福利待遇 ;从工人看,维权意识促成利益诉求行为的常态化,而《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又使得工人利益诉求行为有章可循。尤其 是随着一些企业由于经济效益迅速下滑的原因进行裁员或减薪,工人的维权活动必然会更加突出,同资方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更 加激烈。
在如是情形之下,劳资两方的纠纷和冲突就必然会加重,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会出现比较激烈的甚至是加速度加重的情 形。比如,只是在2008年11月的一个月当中,广东东莞出现规模较大的劳资激烈冲突的事件,重庆市主城区、湖北省荆 州市、海南省三亚市、甘肃省兰州市、云南省大理市和广东省汕头市相继出现由劳资纠纷所引发的出租司机系列罢运事件。
群体性事件可能增多。中国近年来社会矛盾加重的标志之一是群体性事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出现此种现象,在于中国改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改革初期的凡是介入改革过程的人或群体一般来说均为获益 者的增益型改革,逐渐过渡到利益结构调整型的改革。利益调整型改革是指对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介入者 在利益方面得失不一。
同时,由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不公现象比较突出,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出 现了某种零和博弈而不是互惠互利的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官民之间、劳资之间、穷富之间种种纠纷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形成。这种纠纷和冲突达到一定地步 ,便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现象。
而经济波动现象的出现,在短时间之内便会使大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状态迅速下滑,这就有可能推波助澜,加重群 体性事件。从2008年9月至11月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中国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多,几乎是集中出现。如广东东莞劳资纠纷 事件、多个地方的出租司机罢运事件、川渝9~10月教师罢课事件、湖南吉首93非法集资事件、重庆巫溪919车祸事件 、河北廊坊1019铁路征地事件、江西铜鼓县1024山林纠纷事件、深圳宝安区117对讲机砸人事件、甘肃1117陇 南事件、湖北武汉1118下岗职工上访事件、重庆开县1121村民煤矿冲突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成员来源比较广泛,往往是来自社会的各个主要群体,如工人、农民、教师和复转 军人,等等。
上述由经济波动所引发或加重的社会问题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基础性,即:这些社会问题多集中在民众基本生存 底线方面,多同基本民生问题息息相关;二是紧迫性,即:这些社会问题及其负面效应往往在短时间之内就会迅速加重或扩张 ;三是连带性,即: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这些社会问题当中的某个问题有时甚至会由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问题演变为整体 化的社会问题。
显然,这些社会问题若处理不好,有可能演化成某种类型社会危机的爆发点,从而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 康发展。
以改善民生应对经济难局
如何才能防止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转换?如何才能防止由经济波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加重或蔓延?如何才能用 好这一机会,为实现社会经济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做好必要的铺垫?如何才能转“危”为“机”?其应对思 路和对策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最为直接的制度建设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改善民生应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安排。
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基本宗旨的具体要求。在一个特 定的时期,由于人们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是很清晰,因而对于民生问题不够重视,致使中国出现经济发展这条腿长,而 社会发展这条腿短的情形。
适应着新的时代要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努 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具体之,就是要建立起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 生和住房保障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
从国家财力和经济实力方面看,我们国家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在经济波动时期将大幅度改善民生的目标付诸实 现,意义重大。这样做的结果,从近期的角度看能够缓解社会问题,使社会问题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限度,从民众基础生存的 底线上确保社会安全运行,安然度过困难时期,从长期的角度看则能够对于中国发展的总体战略进行必要、合理的调整,使改 善民生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安排,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四大建设同步进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建立起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
真正把改善民生同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改善民生促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三项拉动力即外贸拉 动、投资拉动和内需拉动当中,内需拉动最为重要。而民生问题同内需状况息息相关。民众只有普遍具有了必要的购买力,并 且享有了起码的社会保障,才有能力花钱,才敢花钱。这样,内需拉动才能够得以提升。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应对经济波动、确保经济增 长的一个大手笔,中央政府准备投入资金4万亿元,各个地方政府准备投入10多万亿元。
对这样空前的巨额公共资金比例结构如何安排,十分重要。这不仅事关民生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改善,也事关中 国经济能否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公共资金投入比例结构当中,基础性的民生问题应当占据重要位置,因为这一 类事情极为迫切,同时目前社会建设的水准较低,一旦有所改善,其积极的边际递增效应将会十分突出。
比如,如果将这20万亿元资金的1/7(3万亿元)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住房保障,数年之内就 可以基本解决这些问题,建立起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从而有效地缓解诸多的社会问题,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内需拉 动支撑。
而像公共基础建设如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尽管也十分重要,但相比之下,这些年国家对之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投 入,所以,如果再对之进行大规模甚至是超大的投入,就会造成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现象。
高度重视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经济发展、城市化的长足推进。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在一定范围内行之有效的方式。一是在经济波动期间,宜采取一定的鼓励性措施,在一些企业当 中提倡“减薪不减人”的方式。这种方式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对于缓解失业问题会有一定的明显作用。
二是大幅度调整教育结构,加强职业教育,以有效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
中国现在存在着一个反差很大的现象,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却是技术性人才严重不足。比如,现 代社会中的工人技能等级比例结构应是中级和高级工人占据多数,而中国现阶段工人技能等级比例结构却正好颠倒过来。中国 工人中的技师和高级技师只占1.5%,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35%,初级工则占到了60%。如果加上“农民工” 的因素,初级工的实际比例恐怕要高达80%左右。
这一问题严重地削弱了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也加重了大学生的失业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大幅度调整中 国现有的教育结构,在本科生招生结构当中增大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应用型学科的比例,同时还应大幅度增加中等职业教育的比 重。另外,国家和一些企业目前有必要投入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对暂时闲置的工人包括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培训。
建立起雄厚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最快、人口最多的大国来说,要想保持社会的安全运行,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局面,有效地 应对社会经济危机,拥有一个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极为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应当清醒看到,中国的战略资源状况很不乐观。中国的能源供给存在着极大的压力。中国人均占有的原煤储量、水资 源储量、石油储量和天然气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5%、91%、10%和4%。如果未来能源消费平均增长率按 5%推算,则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较之2002年翻一倍以上,至少达到30亿吨标准煤,能源供应的压力极为巨大。 中国石油净进口率将由2002年的34.6%提高到2030年的83.5%,届时中国每天进口的石油,相当于目前美国 每天的进口水平。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02~2030年,全球新增能源需求的21%来自中国。
另外,主要矿产品也存在着巨大的压力。中国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几种重要大宗矿产如 富铁矿、铜矿、锌矿、钾矿、锰矿将长期短缺,到2010年,45种主要矿产中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缺少一个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那么,中国社会经济的安全将受到极大的挑战, 容易受制于国外各种经济势力、政治势力以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将无法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经济风险的打击,较为严重社 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幅度上升,由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幅度扩张。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必须从长远考虑,建立起雄厚的包括石油、重要矿产种类等重要能源在内的战略资源战略 物资储备体系。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这种能力。
至于储备的方式,从有效性以及成本节约的角度看,可以多种多样。比如,有必要学会并注重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有 针对性地鼓励、引导国内企业到海外建立能源基地。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是,应当高度重视粮食的战略储备。粮食是一个民族最为基础性的生命 线。平时这一问题很有可能被人们忽视,但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候,粮食的重要性就往往会迅速凸显出来。至于粮食的战略储备 ,特别要注重解决好粮食实物的战略储备和粮食耕地面积的保护这样两个问题。
二是,应当高度重视黄金的战略储备问题。可以说,国家拥有雄厚的黄金储备,可以有效地使整个国家实现购买力的 保值甚至是增值,有效地保护国民的财富安全。这是有效应对国内外金融危机、国内物价上涨等社会危机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况且,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大量购进黄金的经济实力,比如,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远远高居世界第一,完全可以从中动用一 部分购买黄金。□(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