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一洋

　　社会投资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具有长期性、持久性和普遍性

　　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不少中国出口加工型企业以减产、关闭、裁员等手段来应对市场风险和危机，还有一些企业 轰然倒下。欠薪、失业等引发的劳资纠纷增多，社会矛盾凸显，引发产生社会危机的隐忧。

　　在拉动中国经济高速运行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受阻，消费不足。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出台的刺激经济的措施，重点还 是用在投资上。但如果投资项目选择不好，投资效率不高，则可能在延缓当前危机爆发的效用下，酝酿未来更大的危机。更加 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加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将会落空。

　　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社会消费能力，化解社会危机呢？

　　正视社会基本建设的长期滞后

　　按不同的性质划分，公共产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设施性公共品，如交通和通讯系统等；第二类为社会性公共品， 如教育和医疗系统等；第三类为法制性公共品，如财产权的确定与保护等。三类公共产品都能够充分提供，整个经济社会才能 协调而稳定地发展，这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经济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基本建设”，要促进社会发展，也必须加强“社会基本建设”。社会建设是一 个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因此，在当前，我们应首先致力于做好“社会基本建设”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健 全、完善、提高。

　　建立与经济建设投资相平衡的社会投资指标体系，加大社会领域的投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样，社会投资 也是社会发展的拉动力。社会投资虽然不如经济投资那样立竿见影，但其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具有长期性、持久性和普遍性。 在经济刺激的方案中，应加大在科技、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中的投入，解决由于长期投入不 足而造成的欠债较多、引发社会矛盾较多的问题，使社会投资在近期有较大的增长，在长期形成稳定增长的机制，在化解经济 危机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转型和社会稳定。

　　到2008年底，我国经济总量达到3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在人均1000～5000美 元之间，是经济高速成长期，同时也是贫富差别急剧扩大，社会矛盾逐步激化时期。如果我们不能适时调整社会政策，在当前 加速社会改革，实现社会转型，一旦遇到外来冲击和内部矛盾激化，经济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印尼、拉美许多国家就是前车 之鉴。

　　社会基本建设，要以全民共享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健全合理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缓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化解社会危机，保持社会的稳定。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和任务是：“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贫有所保”，实现“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业”。

　　我们鼓励“富者愈富”，但要防止“贫者愈贫”，对降到社会基准线以下的困难人群，要通过“社会安全网”给予救 助和扶持，使之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先贤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寡”则容易“不均”，当我们的社会财富显著增加之时 ，则为解决“不均”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贫”则容易“不安”，我们现在虽然只是小康并不富裕，但如果我们实现了“ 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保”，解决了住房、就业等问题，社会公平性增加，后顾之忧减少，安 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就会出现。

　　当前社会基本建设的8个着力点

　　改革户籍管理体制，放农民进城落户，大力推进城镇化。

　　我国有1.3亿流动的农民工，还有数千万城镇流动人口，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应在较快的时期内实现：凡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 口和非农业人口，本人自愿，均可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

　　在近期，应首先放开100万人口以下地、县级城市户籍的自由迁移，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可制定准入资格或 实行积分制，最终实现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劳动力资源以及随之带来的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 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达到最优化配置，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社会财富得以充分创造、充分涌流。

　　扩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按照中央提出的“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城乡统筹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和农村 分配的力度，明确各级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当然提供者和责任者。增加农村公共建设投资，加大对山区和贫困地 区的财政支持，重点解决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卫生、文化、扶贫等公共产品的提供。这既有利于改变农村落 后面貌，又有利于扩大市场空间，拉动经济增长。从日本、韩国的实践看，可以在二三十年间实现城市农村公共产品的一体化 和等质化，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推行职业教育全免费制度。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为8.7亿人，从业人口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 例高达82.7%。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财富，出路只有一条：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基本国策，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国 民整体文化素质，提高劳动力资源存量中的人力资本的含量，实现科教兴国。

　　在全国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的基础上，我们要确立一个新的目标：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中等教育，到202 0年普及中等教育，使80%以上的适龄人口都接受中等教育。加长中等教育这块短板，从整体上提高和开发人力资源，改变 现有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不足8年的落后状况，使我国人力资源素质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我们还要确立一个目标：推行职业教育全免费。经济发展需要加大职业教育，高、中、初级技术工人的欠缺，制约着 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到了高等教育普及阶段，仍然会有60 %～70%的人不能上大学，我们在重视“精英教育”的同时，不能不极大地关注“大众教育”。给公民以一技之能，解决民 生之本，是人民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要改变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于普通教育的状况，调整教育结构，扩大职业教 育，使职业教育同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要加快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放开、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使政府、企业、社 会组织、民间投资一起上，促进职业教育产业化、集团化、品牌化。

　　实行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全免费。

　　医疗卫生需求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公共卫生；二是基本医疗；三是非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包括预防免疫、传染病 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健康教育等，这些服务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具有公益性质，应免费提供。

　　基本医疗全免费就是对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地方病等日常病采用基本检验检查手段，使用基本药品、提供免费 治疗的基本医疗服务的制度。这是覆盖面最广、受益群众最多、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保障。纳入免费范围的基本病大都是一般群 众最容易患的“小病”，基本病的清单初期可以从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清单可以逐步扩大。

　　2004年全国医疗总费用为6800亿元，其中重大疾病占了费用的大部分。根据广州市黄埔区2006年人大会 议披露的数据，15%的重大病占了总医疗费的85%。按“二八定律”推算，全国基本病费用约为1300亿元，约占20 04年全国财政总收入2.6万亿元的5%。以增加5%的支出，解决八成群众的看病问题，是经济合算的，政府也是可以承 受的。

　　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全民医保是一个从公共卫生到商业医疗保险都包含在内的体系。而基本医疗全 免费制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民医保体系中的“义务教育”。全民医保体系大致可概括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为公共卫生 和基本医疗，第二层为大病社会统筹医疗保险，第三层为商业医疗保险，第四层为贫困流浪人群社会医疗救济。通过全民医保 将全体国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中，做到“病有所医”，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大力修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保障型住房，实现“居者有其屋”。

　　政府介入房地产市场，修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为社会困难群体和工薪阶层提供基本的居住房屋，同时可平抑房价 ，打击贪图暴利的房地产商。这既解决社会部分群众终身买不起房的居住问题，也可以解决大部分购买者一旦买房即丧失未来 15～20年消费能力问题。在当前经济困难、消费不振的情况下，可加大保障型住房的建设，利用房地产产业链长、劳动密 集的特点，既拉动了经济增长，又增加了就业机会，还改善了民生，可谓“一箭三雕”。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织密“社会安全网”。

　　健全失业、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 社会救济制度，确保社会保障的公平效应和制度运行效率，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对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要按照当地规定的社 会保障制度，在失业、养老、工伤、医疗等方面享受同等的保障，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行城乡困难群体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使城乡一体，应保尽保，全面覆盖。

　　培育和扶持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完善社会内在结构。

　　重塑社会组织，消除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关系，社会组织作为独立法人具有自主权和独立性，按照社会和市场的需 求及其规律，自主运行。政府作为管理者，按照法律和法规，一视同仁进行管理，同时政府根据公共服务采购制度，对提供公 共服务的社会组织给予公共财政的资助。□(作者为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