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的冬天

　　儿子柴亚勇回扶沟县柴岗镇的老家后，第一件事是把柜子里的被子翻出来，铺好床铺，他已有4年没在老家过冬了。

　　村里出外打工的年轻人许多都回来了，喝酒、打扑克、上网、骑摩托车闲逛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20岁的柴亚勇显得格格不入，他不喜欢热闹场面，整个冬天几乎都在被窝里度过，他自嘲为“冬眠”，还不花钱，不闹事。

　　柴亚勇出生于1989年。每次起床，洗漱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洗头、吹干、对镜梳妆，长发遮住半个前额。他上身穿一件米白色的夹克，下穿一条黑色休闲裤。一切妥当后，他来到屋外感叹：好几天没有见到阳光了。

　　柴亚勇说自己“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参与上访、打架等。过去每个月的上千元工资，他差不多都要用光，现在却无钱可花。往年过年回家，总要带些东西回来，今年他和他妈连一分钱东西也没买。

　　柴亚勇一家人的微薄积蓄，大多作为活期存款放在银行，以备未来建房、看病、养老和教育投入。生活开支只能维持在温饱水平，这也是大多数外出务工者的选择。

　　他家最值钱的，是一台14英寸的hisense牌黑白电视机，杂乱的衣服和被褥堆放在正房。这间平房建于10年前。那时，柴岗镇的乡镇企业还很红火，柴卫春家靠卖馒头盖起了这一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房。后来，镇上人少了，卖馒头的却多了。

　　那时，县域经济还没有完全垮掉。80年代，扶沟还有国家部委直属的缸盖厂，曾占全国缸盖市场的60%以上。扶沟县味精厂也曾名扬一时，“莲花牌”味精刚起家时都曾来此学习。可这些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逐渐落伍，被淘汰，破产倒闭。

　　当地干部将这些本地企业衰败的原因，归结为“领导不重视”。放在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变化其实正是全国乡镇企业走向衰败的缩影。

　　柴亚勇所在的村子，位于柴岗镇与镇中心相连地带之间，一条小河将村子一分为二，柴亚勇家在河南，属第二组，全组共1000余人。因为与镇中心连成一片，且离县城不远，村民们平常搞蔬菜种植、搬运等，总能挣上些零花钱，因此便成了全镇的富裕村。外出打工的一般是年轻人，中年人大多留在家乡发展。

　　相对来说，2公里外的塔湾村则穷多了，那里的普通家庭一般只有12-14英寸的山寨黑白电视机。布帘代替墙将卧室和客厅隔开，寒风吹入帘影动。塔湾村人出外打工早，第一批出去打工的现在都有三四十岁了，年轻时像机器人一样在流水线上工作，年老了，却被工厂淘汰，只有去劳动条件更艰苦、工作不稳定的工地、矿井，从事季节性打工。

　　扶沟县地处豫西南，属当地人所称的“黄淮塌陷四市”之一的周口市管辖，是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大县。去年12月底，扶沟县劳动局按照周口市的统一布置，由村支书上报统计提前返乡人数，扶沟的数字是3.8万人，而全县外出人员总数约十一、二万，提前返乡人数比例已达1/3。

　　扶沟县最大的企业“中方棉业”，已经积压了两个月的产品，工人也已提前放假。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张金重则在筹划一场招聘会，“帮助企业低价吸纳沿海企业熟练技术工人”。一些企业的招聘已经开始，这些数据已被扶沟县劳动局编入“今年新增就业岗位”上报，但实质上并未创造任何新的就业岗位。

　　扶沟县近年经济发展较快，当地总结的经验是“一手抓工业园区的构筑，一手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扶沟向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派出由官员带队的多个招商小分队，工资仍由县政府发放，常年驻在外地，专责招商引资，吸引发达地区需要转移出去的企业。这些政策让扶沟尝到了甜头，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去年全县一般预算收入已达1.66亿，县城的房地产市场也正启动，最高房价达一千三四百元每平米。

　　金融危机初来之时，扶沟县的官员还以为只是“沿海刮了场风暴”，后来发现“风暴很快就到了眼前”，纺织厂、缸盖厂销售不畅，货物积压。紧接着，刚刚升温的楼市开始走冷，房价下跌。

　　对扶沟县来说，他们最担忧的事情逐渐变为现实——原有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破产，而新建项目则被搁置。这对扶沟县的财政来说，影响是致命的。

　　为什么路越走越窄？

　　珠海市三灶镇和河南省扶沟县是中国经济的两面镜子，而柴卫春一家人则是穿在其中的一条线。

　　38岁的柴卫春和20岁的柴亚勇都在寻找未来的路，他们试图从农民工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而命运却让他们无法触摸成功。

　　柴卫春认为自己很失败，在外闯荡四五年，“越混越差”。刚来广东时，他不是一般盲目求职的农民工，他带了卖馒头挣来的上万元资金，开了一个铁皮屋搭起的杂货店，卖日用品和食品。后来这个店没法开下去。一方面，他一直没办营业执照，需要打点的关系不少；另一方面，老乡熟人太多，许多人赊账不还，换了工作，换了手机，人都找不到。

　　如果国家对自雇经营者的税费减免早日来临，有更多的帮扶措施，也许柴卫春现在已经是农民工中的一个“小资本家”。可惜，这不能假设。于是，他只有跟儿子一样，进了工厂。

　　柴亚勇则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一天，他突然对本刊记者说：“老哥，帮我宣传一下我爷爷的醋怎么样？”2005年初中毕业后，他不愿念书，觉得打工潇洒，现在后悔了。这些“冬眠”的日子，他时而想到养猪致富，时而想学开车跑运输，有时却突然想继承爷爷酿醋的祖业。

　　创业似乎不现实。当地农产品价格下跌已让农民叫苦连天。跌得最惨的要数棉花，许多去新疆包地种棉花的人，前几年有发了财的，可今年据说“几乎都亏本了”。

　　就说养猪吧，猪肉每市斤单价已比去年跌了3元。除小麦以外的其他农产品价格几乎全线下跌：玉米去年8角/市斤，今年6角；大豆去年1元8角，今年1元6角没人要；红辣椒去年五六元，现在2元5角还没人要。而且，会不会继续下跌，谁也说不清楚。

　　大棚蔬菜种植是柴岗镇的特色产业，在柴岗镇委书记穆成安的眼中，农民工返乡后，“群众安居乐业”，“他们回来，就让他们种蔬菜”。可柴亚勇从未想过种蔬菜，一来大棚种植投入甚高，全家也拿不出这笔钱；二来技术门槛不低，一旦蔬菜发病，可能血本无归。

　　种田？人均1.2亩耕地，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柴岗村的一位村民说，过去一亩地4个人干，现在一两个人就足够了。过去打麦子农忙要持续一二十天，现在机械化了，只需要3天。

　　在柴亚勇可想到的农业创业门路中，几乎无一可行。

　　柴亚勇并非没有技术，出校门后他学过两门技术，一是电焊，二是家电维修，可无一见效益。村头巷尾，职业学校的广告很多，“你来学习，政府买单”、“政府补助，学费减免”，他觉得这些很假。

　　拿电焊来说，减免后的学费还要近千元。而他在广东学习时，师傅不仅没收学费，还每月发给他100元钱。学了电焊，没找到合适工作。又学家电维修，学完后发现搞维修的太多了，没市场，又白学了。最后只好进入他妈所在的思泰厂，做一名几乎不需要任何技术的生产线上的工人。

　　本刊记者随他和同学一起去探访县城的几家职业学校，他一个同学想报名学习电焊，他立马反对：“那个东西根本不用(进学校)学，几天就会了，给钱学校还不如给我，浪费钱。”

　　扶沟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劳动局的一名副局长介绍说，用于农民工培训的资金很难一次完整下拨。而且培训资金本来就僧多粥少，还被部门条块分割，农业部门搞“阳光工程”，劳动部门搞再就业资金，扶贫部门也搞农民工培训。

　　在珠海三灶镇寻找未来，这是柴亚勇梦想中的事。但仅仅是梦想。三灶镇的房子平均也要二三千元一平米，最贵的要4000元一平米，他几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平米房子。况且，社保几乎等于无，工作也无着落，好比赤身裸体在城市。

　　在珠海三灶镇列圣村的一间出租屋内，柴卫春喝着稀饭，惦记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儿，迎接着农历小年的到来。要不是记者到访，他那天要和老乡们一起去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那里，他的一个老乡将要被判刑，但老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始终不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