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哪个国家，法律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肯定是保护该国国家利益的。事实上，在法国，这一类的官司目前还没有过成功的案例。”任晓红在资料中查阅到，北非的一个阿拉伯协会曾经也通过诉讼的方法追讨摩洛哥的几件文物，最终也没有胜诉，但是“他们跟我说，你们一定要做，你只有试过，才知道怎么会败诉，下次就知道怎么避免了。”

　　冷静下来后，任晓红认为，“其实也不能说这个官司就是100%输定，要是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觉得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目前法国没有胜诉的先例，所以法律上支持的论据太少，但谁知道我们不会创一个先例？”

　　23日，巴黎大审法院对圆明园鼠兔首能否被拍卖作出宣判，法官认为，请求人——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对于本案没有直接请求权，驳回其关于要求停止拍卖、禁止拍卖的诉讼请求，并赔偿两个被告方各1000欧元。

　　在法庭上，任晓红一度很难受，因为她孤立无援。刘洋只能坐在旁听席上，她和合伙人两个人，面对的是代表佳士得公司、法国文化部和兽首所有人的7名律师加一位检察官。

　　“我们甚至都能知道对方会提出什么，但是我们依然被批驳得无任何还手之力。”任晓红说。

　　被告的律师团一开始就不承认这是一个“民间行为”，而认为是中国政府授意一个不具资格的协会在拍卖前的最后一分钟提出紧急诉讼要求，是一个“恶意诉讼”。理由是：佳士得拍卖已经宣布好几个月了，但是并没有诉讼利益的“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主席、一个法国人却忽然在最后一刻站出来为中国争取文物，不符合逻辑甚至不符合作为协会本身的利益。

　　检察官则要求法院驳回这项申请，她认为“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从历史文化价值及中国人民的情感出发，提出要求是绝对人性的一面，但是，从贝尔杰的购买到佳士得的拍卖也都符合法国的法律程序。

　　为何难以追回：

　　西方法律像一堵防火墙

　　“这次追讨过程暴露了中国人不理解更不善于利用西方法律和文化环境的问题。事实上，按照目前西方的游戏规则无法要回文物。” 旅法中国同学会副会长宋鲁郑指出，1995年订立的国际公约表面上看来是帮助受害国追讨文物，“但我看到的时候感觉它实际上是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不让你去追讨文物。”因为根据公约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任何关于返还文物的请求，应自请求者知道该文物的所在地及该文物拥有者的身份之时起，在三年期限内提出”。

　　“就是说三年的期限过了你就没有权利去提出了，这还没有完，‘在任何情况下，自文物被盗时起五十年以内提出’，就是说虽然我发现文物被盗我提出了，但是超过五十年了就没有追溯力了。同时公约仅在缔约国之间生效，缔约国之间可以追讨，目前英国和美国没有加入，法国加入了但国民议会一直没有批准。”他认为，从公约中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一百多年来国际社会所制订的一切游戏规则都是由西方人主导的，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的。在这样的国际规则中，你要想按照他的规则来要回你的文物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便作为原告出现的原因。公约本身对我们不利，政府本身就不具有作为原告的权利。中国现在只能声明保留永久诉讼的权利，但这只是一个立场而已，它并不解决问题。”

　　案例反思：

　　我们以后该怎么做？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次民间追讨力量的演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家部门的重视。在事件中，至今被公认为一个重要的升温“信号”在2009年2月12日忽然降临——外交部发言人就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兽首一事正式提出抗议。“这其实是我国外交部门第一次对海外流失文物表态，在我国文物史上意义相当重要。”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学会会长马自树对媒体表示。

　　“虽然败诉，在法律上有无可逾越的鸿沟，但是至少让很多法国人知道了这一段历史，我们也进行了道德上的谴责。”因此，任晓红认为，自己参与诉讼还是并非完全不值得。

　　“希望大家把眼光放更远一点，相对于我们国家流失的大量文物来说，兽首只是个案。至少我知道的是，目前法国的博物馆里就还摆放着很多战国时的文物。他们在法庭上明确表示，如果这个案子中方赢了，他们的博物馆就全部空了。”她认为。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大多数追讨回收流失海外文物的举动，由政府担任主张主体的并不多，大多都由民间组织来完成。”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周庆安认为，这次事件，尽管民间组织出面追讨出现处处被动的局面，但是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在历史知识的普及以及民族精神的凝聚上，都有正面的影响。

　　“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程度本来就比较慢，所以在这次实践中出现技术和水平不够的问题。但我认为民间力量还是追讨海外流失文物工作中需要培养的一部分。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怎么样提高追讨的水平。”周庆安表示。

　　而宋鲁郑则认为，目前的现实显然需要更多的民间“智慧”。比如一些法国的企业和中国有很多的贸易合作，“能不能以民间的方式先买回来，再由法国政府送还给中国？”

　　“或者如2002年大英博物馆发起的协议那样，提倡不归还馆藏。那我们能不能采取另一种方法——签署一个协议，承认归还这些文物主权给中国，但是我们承诺一年拿出1/2甚至2/3的时间放在国外博物馆展览，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这些都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