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叶铁桥 原春琳

　　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刚担任某地方人大代表时，曾就他关心的问题写了许多议案。然而，这些议案提交后，回复的过程却让他感觉到有些异样。这种异样的感觉来自议案所交办部门的态度。

　　“他们态度太好了，不论是电话还是行动，好得让你感动，好得让你不敢再对他们的工作提意见，甚至，好得不敢再就他们部门所管辖的事情写议案了。”该委员说，但所反映的实质性问题，却丝毫没得到解决。

　　200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再次遭遇了同样的困境：他的一些提案所反映的问题，虽然能看到热情洋溢的回复，但却看不到实质性解决的希望。

　　3月4日上午，在教育界别第38小组讨论会上，他和他所在的教育界别许多政协委员，就纷纷对提案的回复、办理工作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他们认为，无论是提提案的委员，还是回复、办理提案的有关部门，都应该“解放思想”。

　　“答复率很高，但真正解决的不多。”

　　今年是兰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智平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第7个年头。在这7年里，王智平提交了不少提案。

　　“客观地说，不管是我第一署名还是联名的提案，都会得到答复，但我总感觉，说没有答复吧给你答复了，但你提的那些问题总绕着弯给你答。”王智平说，一个共性的特点是，你的提案所针对的部门，总会在答复中对你倍加肯定，“但主体上的问题却并没有回答”。

　　这一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原副校长蔡克勤深有同感。蔡克勤说，他当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呼吁最多的是教育投入占GDP比例应该达到4%的问题。

　　“这些提案过去常常到了教育部，有一年好不容易到了财政部，但答复确实是官样文章。”蔡克勤不留情面地评价道。

　　他说，财政部答复的最大理由是中央财政占GDP比例太低，“这有什么关系，我是希望财政部拿出办法来，解决怎么让教育投入尽快达到4%的问题，因为这是几届政府一直努力的目标。”

　　蔡克勤认为，即使现在达不到，或者达到有困难，也应该有个解决的计划，并将解决当前及长远问题的方法告诉委员，让委员们看到解决的希望。

　　“我跟大家体会都一样，答复率很高，但真正解决的不多。”青岛市副市长王修林说，据他了解，政协委员们提案中所反映的问题，20%得到了解决，70%正在解决，10%没法解决。

　　北京工业大学校长范伯元作为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中的专门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则提供了一个更确切的数据：“一年里能办妥的只占19%”。

　　“解释完后是感谢”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高文认为，一些部门“提案答复，做表面文章的多”。

　　王修林也认为，很多部门没有把提案提出的问题当中心工作来抓，答复的人则往往是看文件，找答案。

　　一位委员说，有些提案的回复一看就是在敷衍，玩文字游戏，这些作出回复的部门，往往将回复的差使交给办公室或者秘书部门。

　　“这种回复有个通病，明明你的提案针对的是一项不合理的制度或者规章，但回复时却恰恰是在这项制度或者规章中做解释，表面上似乎很正确，实际上刚好违背了你的本意”。该委员说，即使这样，回复的态度也一定会非常非常好。

　　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总结出一些部委答复提案的通行模式：“绝大多数是解释，解释完后是感谢，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正在研究。”

　　但也有委员反省，委员们提出的某些提案质量不高，也是办复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石定果则直言一些提案，比如妇女节改女人节、妇女经期带薪休假等“太荒谬了，太有损委员们参政议政的形象了”。

　　都要解放思想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曾经提出一个中国应建立智库的提案，该提案转到外交部后，得到了高度重视，外交部有领导还带了几个人专门跑到王晓秋教授家，征询他的意见。

　　但王晓秋的有些提案长期得不到回应，他认为，“提案解决不了，就追踪下去，坚持不懈地深入下去。”

　　高文也认为，应通过事后追踪来破除做表面文章。除了答复以外，还要加上一个追踪环节，“时间可以长一点，持续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比如，去年的提案虽然作出了答复，但我们也应该追踪落实情况到底怎么样。”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说，他有过做公务员的经历，也能够理解办复率不高的原因，因为全国政协一年有5000多个提案，分摊到各部委和省级政府部门头上，每家最少要接一两百个提案，这样大的工作量，可能会对提案的办复率带来影响。

　　钟秉林由此提出了并案办理的建议。他说，比如教育问题，不仅是教育界别的政协委员在关心，其他界别的委员也非常关心，不少人大代表也很关心，“能否按照有关提案的类型和领域并案，不管是人大的议案还是政协的提案，只要反映的问题一样，都并案处理。”

　　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则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在一年之中有那么一次专门来落实建议和提案的安排，而且处理的层级也应该高一些，“否则(代表委员建言献策)这种东西，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范伯元则建议，教育界别38组应联合提出一个加强提案办复率的提案。至于采取的举措，他的建议是，办案过程要跟委员们联系，委员们以参观员等身分参与其中，“这样才能使提案办理过程更加制度化”。

　　湖南省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伍中信认为，提案是委员们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委员们提提案前应该做好充分的调研，解放思想，尽量提出新问题；另一方面，回复、办理提案的有关部门，也需要解放思想，认真探讨和解决问题。只有两方面质量、效率都高了，才真正有助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本报北京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