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时年仅24岁,他曾端起牺牲同志的钢枪还击敌人,战友们夸他:陶记者,好样的!
渡江战役时,随同“百万雄师”渡江的,还有一批战地记者,他们用笔记录战斗,也记录历史。今年84岁高龄、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一干休所离休干部李干,给本报“寻找英雄”栏目打来电话说,和自己一起并肩战斗7年的战友陶迅是一名战地记者,在渡江战役中英勇牺牲了。向今天的人们讲述陶迅的故事一直是李干的心愿,因为他怕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我”和陶迅一个锅里吃饭,一条路上行军
“我和陶迅有缘。他是我的堂房小叔,都是生于1925年。又作为战友,共同战斗七年”,李老说。1943年,李干介绍陶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陶迅响应党的号召,到在华中野战军第六师(1947年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部宣传部火线报社、新华社支社工作。巧得很,时隔三个月,李干也于1947年1月调到六师,在司令部工作,1948年6月调到纵队政治部组织部。从此,他俩一个锅里吃饭,一条路上行军,一条战壕里打仗,直到1949年4月一起参加渡江战役,胜利到达长江南岸。
“七年的战斗岁月,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结下了无比深厚的亲情。正当他唱响青春之歌时,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他的生命,那时,他才24岁。”李老感慨地说。
1947年在山东,他端起牺牲同志的钢枪还击敌人
从新华网《不朽的风采》中,李干才知道陶迅1947年9月在沙土集战役中的感人事迹。他在前线,“既是记者,又是战士”,当战斗打到最激烈的紧要关头,他奋不顾身地拿起牺牲同志的钢枪,同战士肩并肩地作战,部队同志都夸他:“陶记者,好样的!” “当时我在纵队司令部,知道战役中一度打得很艰苦,但不知道他到一线,后来他也一直没有向我提起过。”接着,李干向记者讲述了1947年9月沙土集战役的经过。
这年夏秋,华野以大部分兵力转入外线作战,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渡黄河,跃进大别山,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打破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李干所在纵队七月参加了南麻临朐战斗,适逢雨季,两仗未能打好,伤亡减员甚大。撤出战斗后,涉水弥河,过胶济路,北渡黄河,西过津浦路,经茬平城,于魏家山南渡黄河。先期出击外线的兄弟部队在鲁南为洪水所阻,行动困难,敌人仗着兵力优势,围追堵击,气焰嚣张。9月6日,第六纵队到达郓城,与兄弟部队会合。9月8日我军发动沙土集战役,将敌五十七师9500多人全部歼灭,活捉师长段霖茂。这是华野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个大胜仗,改变了鲁西南的战局,为向豫皖苏进军开辟了道路。
李干感慨地说,战地记者的位置在前线,能在这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役前线直接投入战斗并且得到部队同志的夸奖,是陶迅的荣幸。战场上的举动容不得含糊犹豫,干部的一举一动,战士是最好的见证。陶迅忠实履行了记者的职责,和战士们融合在一起,文能用笔,武能用枪,对“前仆后继”“无私无畏”“把青春献给革命事业”,做了身体力行的回答。
顶着敌机轰炸,写出战地通讯《周口子阻击战》
李干说,陶迅作为记者,他的作品很多。可惜的是,《火线报》的材料在战火中被毁,留存下来的只有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淮海战役通迅集锦》中的两篇,其中《周口子阻击战》这篇通讯的写作过程是李干和陶迅一起经历的。
1948年11月6日,我军发起淮海战役。第六纵队参加围歼黄伯韬兵团完成战役第一阶段以后,接着进行第二阶段作战,纵队南下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自蚌埠北上增援,保证中野与双堆集地区全歼黄维兵团。纵队政治部于15日组成工作组,李干和陶迅都参加了,陶迅到前线采访,李干了解火线入党情况,两人同行到五十二团团部。
12月3日上午赶到蚌埠西北三十里的周口子一线阻击阵地,守卫周口子桥的为三营八连,当面敌人为李延年部三O七团。敌我相距两三百米,只有冷枪,没有交火。他俩在掩蔽部里看了周口子桥,这里是敌人北犯的要冲,显然是我军阻击的要点。他俩分头了解情况,战士们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整夜构筑工事困极了,有的倚着战壕打盹。陶迅像熟人似的在战壕里与战士们交谈,问这问那,收集材料。
不久,听到敌人阵地上的打桩声,估计敌人在稳定炮位,将要进行炮击。果然敌人试炮了,炮弹散落在阵地前后,连队准备临战,子弹上膛,榴弹松盖。营部通信员通知李干和陶迅转移到营包扎所。
这中间要经过200米的开阔地,敌人似乎发现了他们,炮弹呼啸而来,在他们身旁爆炸。他们只得根据呼啸声来匍匐,爆炸声响立即起跑,终于安全到达营包扎所和各连埋锅造饭的小庄子里。近午,伤员陆续下来,陶迅一面鼓励伤员,一面向伤员了解战况,边谈边记,直到天黑。返回团部后,陶迅抓紧整理材料。
次日敌B52轰炸机空袭团部及周围村庄,炸声似雷,烟尘直上天空,留下的弹坑直径足有20米左右。团部撤到庄外隐蔽,陶迅仍坚持与负责团报的同志们研究修改刊登稿件。
渡江前夕上江堤感受“大雨欲来”
1949年4月5日,纵队政治部驻安徽无为县的襄安镇,在这里听取和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19日移驻凤凰颈,20日经姚沟进驻蔡家。这里靠近江堤,李干和陶迅碰到一起。“你们记者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尽量向前靠,当时陶迅就提出了上江堤。”说到这里,李干笑了。
“时近傍晚,江面上一层薄雾,隐隐约约看到南岸一线黑影。堤上挂了很多标语,江风吹得呼呼作响,最醒目的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部队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渡江准备。我们跑到附近的炮兵阵地,正在试炮,炮弹出膛,一阵空响。不久,对岸出现一柱柱火花。炮手们忙着校正方位。”
李干说,这时,天暗下来了,敌人的夜航机不时丢下几颗照明弹,南岸也时有几发炮弹打过来。大雨欲来时的那种沉闷,使人感到渡江作战已是箭在弦上。李干和陶迅怕耽误事,赶快回到驻地。他们太兴奋了,因为他们知道——历史的伟大一幕就要拉开了,心里充满了信心和喜悦。
牺牲前长谈“生命和革命联系起来才有意义”
几年来,他俩虽然都在直属队,但见面总很仓促,坐下来说说话的机会更是难得,这天晚上,两人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陶迅说:“大军横渡长江,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蒋家王朝覆灭,全中国获得解放。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真没想到时局发展得这么快。”
当晚,他们还谈到了人生,陶迅畅谈了感悟:“人这一生,不能白过,生命和革命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这几年不是行军就是打仗,难得休整。跑了几个省,全靠两条腿,逢山爬山,遇水涉河,一面走路,一面瞌睡,碰到前面人的背包才惊醒过来,小米、地瓜、高粱煎饼,填饱肚子就满足;天寒地冻,草铺上挤到一起挺舒坦;难得半斤猪肉包饺子,乐滋滋地过大年。战场尽管枪弹炮弹呼啸,爆炸声惊天动地,一心只想抓情况抓材料完成任务,哪来这股子劲?革命信念融化到生活里,人变得自觉了,坚强了。”
接着,他俩也谈到家事,陶迅动情地说:“离家五年了,当时没有告别,后来没有通信,人在部队不觉得,家里可是牵肠挂肚。才接到父亲来信,家乡早几个月就解放了。父亲年纪大了,畹弟久弟早已参加革命,田弟兰弟和叔惠妹,都已长大。我已了解畹弟和明香的地址,还没有联系。他热情地期盼:“不久,就可以和家人见面了,那将是个什么情景?有提不完的问题,说不完的故事。”李干动情地说,谁能想到呢,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
临死前还惦记着交党费
4月21日,部队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先头部队已在昨夜发起渡江战役,突破敌人防线,胜利强占南岸阵地,军直属队要在今晚紧随渡江部队渡江南进。晚11点左右,分头登船出夹江口,中流风大浪高,联络困难,各船自行开进,穿过游动的敌残余舰艇,午夜前后分别到达南岸铜陵县境的金家渡口。我在组织部,到达较早,登岸前行不久,右后侧一声爆炸,传说宣传部中了地雷。”
“22日到达朱村宿营。伤员陆续下来了,卫生员告诉我陶迅负伤。我赶去看他,他还躺在担架上。他紧握着我的手,告诉我腹部受伤,血在肚子里涌动,恐怕很难了。随即他摘下胸章:‘给你留个纪念吧!’我把他安放在屋里的木床上,前方卫生部赶到,随即注射了破伤风血清、强心剂、止痛药、葡萄糖,作了应急处理。”
“我看他的伤口,在腹部左后侧,弹片没有出来。医生告诉我,伤口肌肉已经收缩,内部大出血,医院跟不上,做不了手术,这是没有办法了。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无奈地安慰他,机关领导和同志们去看望他,他强忍着说不出的疼痛,始终没有哼过一声。他断断续续地,问我:‘我能不能算完成任务?’还嘱咐我:‘把我的一切交给党’,‘口袋里的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说到这里,李干已经泣不成声。
李干说,新华社支社社长、党支部书记夏公然同志告诉他:“你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你放心,我们全力抢救你。”随后,陶迅表达了对家乡和家人的思念,记挂年迈的父亲和兄弟姐妹。“11点45分,突然大量鲜血从他口腔和鼻腔喷出,他昏迷了,我连声喊他不应,再也没有醒来”。 本报记者 王颖
英雄档案
陶迅原名李鼎香,1925年4月出生于江苏南通。1943年夏加入我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青年解放团。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4月,陶迅在组织的安排下,转赴华中解放区工作,被分配到华中建设大学新闻训练班学习。抗战胜利后,陶迅到新华社华中分社工作,历任报务员、通联干事、助理编辑。
1946年10月,陶迅被调到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后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24军),历任纵队《火线报》、新华社24支社电讯编辑、通联干事、记者,担负起战地采访报道任务。在1947年的山东沙土集战斗中,他拿起牺牲战友的钢枪,同连队战士并肩战斗,英勇杀敌,受到了部队指战员的一致称赞。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后,陶迅随部队采访,采写出许多战地新闻和火线通迅。1949年4月22日,在渡江战役中,因踩中敌人的雷区不幸去世,牺牲时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