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 3月6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开放团组，接受媒体集体采访，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人民日报记者：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把每年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请问设立这个解放纪念日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列确：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1959年3月份，在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西藏民主改革，实际上，这是西藏的百万翻身农奴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斗争。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万翻身农奴向着千百年来压迫、剥削他们的旧制度进行了冲击，废除了政教合一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也推翻了农奴主阶级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搬掉了千百年来压在西藏各族人民头上的大山，从此以后，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到了解放，当家做了主人，做了国家的主人，做了新西藏的主人，同时也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西藏，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这应该说是西藏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一个社会变革，是西藏社会发展和西藏乃至中国整个人权历史上的进步和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但是大家都比较清楚，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对统治集团，为了保住他们政教合一的旧制度，永远不改变旧制度，于1959年3月10日，悍然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达赖自己的武装叛乱失败后，叛逃到国外，他到国外这50年来，可以说念念不忘西藏的旧制度，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破坏活动。50年来，达赖在国际上一直大肆地、恶毒地攻击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内不断策划、组织分裂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阻挠新西藏的发展和进步，这一点非常清楚。同时，他们还时刻梦想恢复他们的旧制度，恢复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我们将长期面临着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保持社会稳定的严峻考验。我们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我们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对达赖集团斗争的重大举措。

　　另一方面大家也清楚，民主改革以后，西藏的百万农奴得到了翻身解放。当然，这也是我们子孙后代必须要永远牢记、隆重纪念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特别是后来的年轻一代，对翻身农奴解放的斗争史知道得非常少，对过去也是知之甚少，所以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顺应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呼声，设立了“西藏百万翻身农奴解放纪念日”。

　　我们设立这么一个纪念日，就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忆苦思甜、饮水思源，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我们的青少年，永远牢记西藏百万翻身农奴解放的伟大斗争历史，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新发展、新变化、新生活，更加努力地创造社会主义新西藏更美好的明天。

　　再一方面，大家也知道，民主改革现在已经50年了。5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从黑暗走向了光明，从落后走向了进步，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从专制走向了民主，从封闭走向了开放。所以社会主义新西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新的、伟大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通过设立解放纪念日的方式，就是要用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伟大斗争史，用民主改革以来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史教育我们的各族群众，更加深刻地理解已经证明了的这个事实，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西藏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繁荣富强的康庄道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进一步打牢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我们的民族区域制度。

　　50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已经站在了全面建设小康、平安、和谐西藏的历史新起点上。所以，我们要坚信西藏的明天必然更加美好。

　　通过设立“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开展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的活动，有利于教育西藏各族干部群众饮水思源，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社会，也有利于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抓发展，旗帜鲜明地保稳定，全面建设小康、平安、和谐的西藏，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谱写雪域高原胜利前景的新篇章，这一点有重大的历史现实意义，不亚于废除欧洲的农奴制度和美国废奴运动的意义，西藏广大人民群众是非常拥护和坚决支持的。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如果西藏继续稳定的话，你为什么不能让外国记者亲自去体验一下？

　　向巴平措：境内外记者到西藏采访的比较多，我也说过，什么时候对内开放，什么时候对外开放。国外记者光我一个人接待的就不少，比如北京到西藏的采访，包括各国外交官到西藏实地去看，广泛了解情况，我们与之交谈。后来，包括一些记者都到大昭寺以及当时认为是比较敏感的地方进行采访。前不久也专门组织驻京的西方媒体记者到拉萨进行采访。以及包括开人代会的时候请印度、尼泊尔等一些国家的记者参加采访。因此，这里面不存在你刚才说的问题，我们对外开放的门还是敞开的。

　　随着经济秩序的发展，我们也会非常欢迎各国记者到西藏采访，我们也经常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应该到实地去看一看，看与不看大不一样。每次去的人，回去以后只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报道西藏，对西藏的发展、对我们的形象是有利的、无害的。    

　　记者(没有自报哪家媒体)：据我所知，达赖的设想是如果他返回西藏，要解散西藏流亡政府，只作一个和尚。第二个问题是西藏或者其他藏区发生骚乱事件，有没有达赖在中间煽动、策划？刚才你讲到要接受“3·14”的沉重教训，这个教训指哪方面？谢谢。    

　　向巴平措：对一个人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我和达赖打的交道比各位境内外媒体多得多，我们对达赖以及达赖集团的了解程度也很深，达赖现在提出来“大藏区”又提出了高度自治，这些我原来在多种场合讲，这是分裂的一种变相的、渐进的说法，把一步分成几步，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现实的基础，更没有人民群众的要求。中国在1/10的土地上建立西藏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很明确，在这样一个西藏自治区内人们享受着高度的自治权利，他(达赖)到底还要搞什么样的高度自治？

　　另一方面，总的来说，从历史来讲，全世界谁也没有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历史上，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达赖和达赖集团否认西藏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从他实际推进的、实际进行的一切，以及“3·14”事件都充分证明我们对达赖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3·14”事件我们提出这是达赖集团有预谋、有策划、内外勾结，而且借奥运会之机，借民主改革49周年的时期策动的，我们说是达赖策划不是信口开河，我们有事实的证据。因此，现在达赖和达赖集团确实成为西藏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对他的打击是势所必然。

　　对“3·14”事件我们要反省、要总结，这方面我觉得我作为人民政府主席是值得反省的。去年，我开完人代会回到拉萨后，我去看望了受伤的群众，死亡人员的家属，我感到非常同情，我一再跟他们讲，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他们在这个地方合法经营，为西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却平白无故地遭到了杀害，因此我也要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些我们对流动人口管理的问题，对社会的管理方面的问题，青藏铁路的通车，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增加，我们有些工作没有能够及时跟上去，因此，给一些分裂分子以及对社会不满的人员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要认真总结的。

　　刚才说到制度的问题，因为达赖本身是最大的农奴主代表，是政教合一的最大代表。因此，这个方面我们也经常讲，达赖确实没有诚意来谈这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已经糟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