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下午，五位大学校长代表就教育公平问题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他们分别是：周其凤，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饶子和，南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徐显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校长；黄达人，中山大学校长、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兼)；李培根，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党委常委。

　　[新京报记者]:我是新京报的记者，请问周校长，也是五位校长都要面对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据我了解，北大的负债状况是比较好的，但是您从一个负债状况比较糟糕的学校到了一个情况比较好的学校，去年教育部说要用财政把高校的单买掉，那么欠债少的学校对此是不是就不公平了？欠债多的反而由政府买单，请问周校长的看法。  

　　[周其凤]:中央政府、财政部、教育部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一直在研究如何妥当的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负债，一个是到底为什么欠了这么多的债。网上也有，我在吉大的时候，有人很愤怒，说你周其凤怎么贪污了那么多的钱，让吉林大学负了那么多的债？当然了，我也没法在网上回答，我要说的是，之所以高校发生欠债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为了更好的满足全国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要，这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每家每户，所以做出了大学要扩招、扩大高校规模这样的决策。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原来的百分之几到了2008年的百分之二十几，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极大的缓解了社会千家万户学子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很了不得。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国家的投入没有跟得上，这与我们国家确实太大有关，这些年改革开放发展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所以在高等教育的投入方面没有跟上，而高等教育大学又承载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责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周其凤]:虽然没有钱，中央政府允许高等学校贷款扩招，现在全国的高等教育大概有两、三千个亿的银行贷款，这是因为社会有需要，这是为了全国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能上大学。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我们高等教育的水平提高了，现在的高等教育，换句话说，我们千家万户的孩子们现在接受的高等教育绝对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能够同日而语的。现在的高等教育，我们大学的条件，比如图书馆的条件、教师的条件、多媒体的条件、实验室的条件等等，都比过去好很多。这是不是说就脱离了实际？也不是这样子，也是国家的需要。大家知道，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取得的成绩，高等教育既是在这中间受益，但同时，高等教育也做出了它的贡献，也就是说，这些年高等教育源源不断的为我们国家的方方面面提供人才的支撑和科技的支撑，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服务，如果没有高等教育这样子的发展，规模上和水平上的发展，这些是做不到的。  

　　[周其凤]:所以，我特别要讲的是，高等教育之所以形成现在欠债的情况，是由于我们扩大了规模，由于我们提高了水平，这是主要的原因，而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千家万户，而且不仅仅是千家万户，这是千秋万代的伟大的事业。所以，我想这个事情要说一下。 

　　[周其凤]:另外，学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欠债多一点，有的欠债少一点，如果国家说把这个债务都给免了，清零，是不是那些没欠的就吃亏了？对这个意见我也听到了很多，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从过去的投入本身也是不公平的。过去的投入，国家给投入的时候就给有的学校多一些钱，有的学校少一些钱，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不公平，而现在说要给欠债多的学校多还一些，这就不公平了？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说，现在高等院校出现了欠债，并不是我们当校长的贪污了、浪费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经得起审计，我离开吉大，中央在吉大审计了两个多月，最后的结果是我是一个廉政的校长，我没有贪污浪费，我的财务是符合财政标准的，我欢迎大家的监督，欢迎社会的监督。 

　　[饶子和]:我完全赞成周校长的说法，但我补充一点。南开大学没有并校，也没有扩招，但是我特别感谢我的前任贷款了十亿，为什么？南开大学面临着腾飞，我们建了29万平方米的建筑，宿舍楼、教学楼、本科实验楼，如果没有这些硬件设备，到我上任的时候想把南开大学搞好，我是没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