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份特殊，既是朝阳区南磨房乡大郊亭村党支部书记，为农民当“管家”；又是平乐园社区党委书记，为城里人忙活。

　　他叫李合，今年53岁。他想尽快卸下村官的头衔，“卸下它，南磨房乡就离真正的城乡一体化不远了”。

　　如今，南磨房乡大片的庄稼地已被高楼替代，全乡只剩下2000多名农民。怎样带领这些农民转居？南磨房乡有新计划。

　　双重角色转换

　　每天早上八点，李合先到村委会上班，安排完一天的工作后又匆匆跑到旁边的居委会上班。一旦有紧急会议，他还得跑回村委会。

　　这样的工作状态持续了6年。

　　从2003年开始，老李集两个头衔于一身。那一年，国家要征地，部分失地农民摇身变成了城里人。

　　在老李的记忆里，自从身兼两职开始，每天就不停腿儿地跑。“居民琐事多，农民更费心思。”

　　当时生活条件不好，下雨天老李要帮居民通水沟；夏天蚊子多，他还要帮居民拔掉院子里的草；厕所满了还得负责给居民淘厕所。这些事虽然繁杂，但做完就没事了。其实，村民的事才是老李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不仅要负责他们的生活，还要负责他们的生产，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农民减收。

　　每户村民每年收入到底多少，这是硬指标。完成这些指标，要靠跑腿，要为农民和市场搭建一个信息沟通平台。

　　办企业帮农民就业

　　想真正实现“农转居”，就要付诸行动。上世纪90年代，南磨房乡大部门农民都没地种了。农民安置问题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老李回忆，农民没地了，就要帮助他们就业。乡里当时在工业大学附近办了眼镜厂等企业，他就带着大家一起经营工厂。工厂效益不错，农民有了稳定的后入，日子好过了。

　　除了工厂外，一些农民不愿意工作，就想在家“吃瓦片”，领救济，也算是一块固定的收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还有些农民不知道怎么工作，服务态度生硬。

　　2001年随着绿色隔离带建设的推进，南磨房城乡的农民按照一平米换1.5平米的政策住进了新村。乡党委和村委会还成立了物业，保洁、绿化、水电、巡防等6支队伍让农民为居民服务，让农民参与到社区管理来。

　　村委会整天围着这些上班的农民团团转，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就近上班，服务社区。

　　“农民上楼了，精神也得上楼呀，不能整天光着膀子在社区里遛弯，自己家腌的酸菜缸也不能摆在小区楼道里。”

　　几年后，南磨房乡只剩下最后2000多名农民。

　　集体产权改革是难题

　　最后的2000多名农民转居不是件容易的事。

　　老李说出了让人挠头的事。只要有一个农民，村委会就存在，集体资产就不能随意处置。只要集体资产没有处置完毕，没有分配清楚，农民的转居也不算彻底完成。

　　大家所熟悉的燕莎奥特莱斯、欢乐谷等都是南磨房乡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今年知名大企业为南磨房乡的集体经济创造了几个亿的收入，还解决了大量农民的就业问题。这些乡集体企业在理论上属于全体农民共有，客观上造成了企业产权不明晰，无法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公司也不能上市。

　　“南磨房乡的城乡一体化已经到了攻坚阶段，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区域，但是农村城市化必经的历程。”南磨房乡领导班子对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成功达成共识。

　　“我们想把这些资产量化到每个农民身上，把企业变成股份制公司，农民的收益也变得更显而易见了。”

　　问题还不止这些，目前的南磨房乡还有多处集体土地，这也是农民的共同财产，也要量化处理掉，但是目前的政策对于集体土地的变性没有明文规定，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如何妥善处理集体资产，如何将剩余的2000多农民转居，如何保障农民在转居后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如何培养农民的城市生活方式，这都需要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策破解。本报记者 郭爱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