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9日讯 记者杨傲多 “云南‘躲猫猫’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委员刘白驹今天告诉记者，“此案不仅暴露出执法部门存在有法不依、玩忽职守的问题和监督部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还暴露出相关法律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刘白驹认为，为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应当在总结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完善有关立法。

　　目前，看守所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国务院于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刘白驹说，这个条例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许多内容落后于司法实践的要求，有的规定、概念(如“人犯”)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应当予以更新。

　　刘白驹指出，更根本的问题是，看守所的活动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的，超出了行政管理范畴，仅由行政法规加以规范，既是不够的，也是不妥的。看守所条例实施近二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从行政法规“升格”为法律的条件已经成熟。

　　“如果制定看守所法，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的检察便有了强有力的法律根据，有利于独立公正地进行监督”，刘白驹表示。

　　对于制定看守所法应着重解决的问题，刘白驹建议：首先，改变看守所的管辖。看守所由公安机关管辖弊大于利，建议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管辖。这样，司法行政部门与公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合法进行，更有利于刑罚的依法执行和对在押人员的管理。

　　其次，加强对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看守所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是罪犯，看守所法应根据他们的特殊法律地位，明确规定他们依然享有的权利，并制定措施加以切实保护。对于在实践中经常遇到阻力的“律师会见权”，看守所法应有具体的保障条款。

　　第三，进一步细化看守所羁押执行程序。看守所法应吸收看守所条例以及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的有关合理内容，并根据社会主义法治和人权保护的要求，加以修订完善。

　　第四，明确看守所违法行为和事故的处理程序和法律责任。特别是应当规定，在押人员在羁押期间死亡，而其家属对死亡原因有疑问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主持死亡原因的鉴定，并根据鉴定结论进行处理。

　　第五，加强对看守所活动的法律监督。看守所法应改变被动的监督模式，建立人民检察院主动监督机制，对监督的职责、程序、效力、法律责任和看守所相应的义务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另外，还应妥善协调侦查机关与看守所之间的关系，保证侦查活动依法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