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心印  邢 婷

　　2009年2月21日，北京乍暖还寒。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本科应届毕业生陈威涛和正在京郊打工的河南省内黄县农民工樊书生，走进了清华南门附近的一家餐厅。

　　相隔两年，他们先后参加了温家宝总理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基层群众座谈会。作为大学生和农民工这两个群体的代表，他们的遭遇和困境引起了中南海的特别关注。而他们的这一次相遇，谈论更多的则是自身命运和社会发展的交汇。

　　交汇：特别的中南海记忆

　　樊书生从包里拿出他和温总理的合影。两年前的2月6日，他和其他11名基层代表受邀到中南海，成为与总理座谈国策的农民工第一人。

　　陈威涛看到照片，也勾起新鲜的回忆：“这是第一会议室。我们也是在这里和总理座谈的！”今年2月12日，他也和12位基层代表一起走进了中南海。总理说：“你们应该是中南海的主人，来到这里就像到家一样。”

　　对陈威涛而言，此行无疑是“离开母校前意外的收获”。2月初，他在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老家接到法学院老师来电，询问同学们的就业情况。随后，教育部人事司的一位干部来电索要他的简历。很快，他接到正式通知：他被推选参加温总理召开的座谈会。

　　陈威涛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听到消息难以相信，他父亲起初还一再提醒儿子“是不是被骗了？”激动之余，陈威涛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更好地向总理道出大学生在就业压力下的困惑与思索。

　　2月12日一大早，陈威涛来到中南海，“中南海并不神秘，建筑和清华校园的差不多。”令陈威涛真正印象深刻的是，“温总理远比想象中更加平易近人，更加温和。”3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会议结束后，总理热情地请大家合影，站在后排的陈威涛此时注意到总理脑后的白发很多，“很心疼”。

　　听陈威涛侃侃而谈，36岁的农民工樊书生平静地微笑着。当年进中南海座谈前，他的公司给他买了一身藏蓝色的休闲服。有段时间一接受采访，他都要穿上那套“行头”。但两年后的今天，樊书生笑道：“衣服没什么，总不能天天穿吧。”

　　令樊书生特别自豪的是，2006年他在全国建筑行业砌筑工比赛中得了第七名。正是这次比赛，让“外出打工10年以上、技术好”的樊书生有了和总理座谈的机会。

　　旅途：到城里来，回田间去

　　去中南海只是樊书生打工生涯的一段特殊插曲。从1991年开始闯荡东北，到2003年转战北京做砌筑工，他已出门在外18年，在北京生活了6年，拉起了一支60多人的工程队。

　　10多年来，樊书生在城市里苦苦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他曾想做一个城里人。1997年他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打工，要不是开发商拖欠工程款，他就在鸡西买房子，安家落户了。12年后，“拖欠工程款”依旧让他头疼不已。

　　2月21日，是他过完年回北京的第11天。上午他去一家江苏公司讨债，对方只答应先给他一部分。

　　欠款讨不到，工人的工资却还得在大年前结清，樊书生自己垫上了13万元。“我是阴历腊月二十九到的家，就开始张罗钱，好在到年三十上午都凑齐了，就挨个给他们打电话来取钱，农村的习惯，过了三十，就算是欠了一年。”

　　而就在这两年，大学生陈威涛也有了很多变化。樊书生去中南海那年，陈威涛刚读大二。在家务农的父母，期望的是儿子能早日在大城市立足，娶妻生子。

　　但陈威涛有自己的想法。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农村进行调研时，当地村民的贫困令陈威涛深受触动，他发现连村里的学校食堂里都吃不到一点肉。陈威涛的学兄周倍良2006年毕业后，被选聘到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坝房子村担任村支书助理。他一去，就利用所学的法律知识为村集体挽回100多万的损失。“学兄做报告时感慨，没想到在基层还可以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这些见闻使陈威涛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想法：回到乡村，到基层去。

　　大三时，陈威涛第一次对父母坦承想去基层，父母坚决反对。从大三到大四，陈威涛和父母“磨”了一年，终于征得父母同意到基层发展。

　　对话：关注着你的关注

　　其实，陈威涛对农村和农民工都不陌生。他家里还有三亩口粮地，收入主要靠父亲去上海等地打工，日子过得不松不紧。

　　樊书生现在做包工头，收入多一些，但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由于欠款还没收回，对去年的收入他自己也说不清。但他说，以他现在的技术水平，如果打工，每个月能拿到4500元左右。记者有点惊讶，陈威涛说：“他们挣的都是血汗钱。”

　　当年，樊书生对温总理说，他最关心的是“农民工的工资有点低。”其实，2007年的时候，由于技术好，樊书生的月工资已经是3000元，并不算低。“我主要是替别的农民工说的，当时希望普通工能每天拿到50到80元，好的技术工能拿到100到200元。现在看，这个目标是实现了。”

　　而现在，樊书生想的是医疗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现在有了，养老保险还没解决。像我们靠体力吃饭的人，从18岁到50岁能挣钱，老了以后怎么办呢？”

　　进过中南海的樊书生名气大了，很多农民工遇到欠薪等问题，都会来找樊书生帮忙。听说陈威涛是学法律的，他找到了新话题：“工人进场前，都要和分包商签劳务合同。但合同里的劳务价格还是2001年的水平，实际已涨了1到2倍，增加部分都是口头约定。如果要账时分包商耍赖，就没办法了。”

　　“这叫格式条款。”陈威涛显得很内行。“这种条款常是霸王条款，不是专业人士看不出里面的奥秘。”

　　听了陈威涛的话，樊书生记下了陈威涛的手机号码。“下次找你咨询。”

　　未来：新农村的希望

　　樊书生现在最苦恼的是老家孩子的教育。他的女儿读高一，儿子读初二。

　　两年前，樊书生对总理说，希望农民工子女也能在北京上学。如今，机会真的来了，樊书生却犹豫了。去年11月评上“全国优秀农民工”之后，作为奖励，他可以把户口迁入北京。“我还没迁。现在女儿在老家读高中一年要花2万多元，儿子读初中也要花6000多元，来了北京更了不得。”樊书生说。

　　进城打工多年的樊书生，用“观念陈旧、信息闭塞”来形容农村。“大学生懂网络，信息多，村里最盼望你们能招商引资。”

　　但对陈威涛而言，“回田间去”的选择依旧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一切顺利，陈威涛将于今年7月赴苏北基层开始“村官”生涯。至于能为当地带来多大改变，他坦言心中没底。他曾请教一位社科院教授，教授一句话令他茅塞顿开：“大学生去基层要做基层的‘白领’。”陈威涛认为，这就要求大学生发挥自身知识能力的各种优势，而不是对当地村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简单复制。

　　对于回乡创业，樊书生最担心的还是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能否到位。而这也是农民们希望大学生“村官”们能帮助解决的问题。

　　大学生陈威涛和农民工樊书生的这次见面，只是各自人生轨迹中的偶然聚合。但对于面临就业压力的大学生们和受经济形势影响而返乡的农民工来说，农村，会是很多人的必然选择。陈威涛们和樊书生们，带着新的观念和思想，必将在中国农村相遇，他们会给农村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