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2日(星期日)晚10点半的深圳卫视《22°观察》栏目隆重推出了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的访谈。姚景源在节目中表示要想办法让“富人消费”，要创造“奢侈品消费的环境” 。

　　姚景源认为，消费要具备消费欲望和支付能力。但是拥有支付能力的富人却往往没有什么消费欲望。他认为：消费取决于两个条件，任何人的消费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取决于你的购买欲望，第二，取决于你货币支付能力。一个人消费必须得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既有购买欲望，又有支付能力，消费才能实现。我们社会分配方面确实存在问题，我们分配差距在拉大。分配差距拉大的时候，你会注意富有的人是一个什么状况，他基本都有了，没有什么欲望，但他有货币支付能力。他有货币支付能力，他没有消费欲望，所以消费率很低。那么你再看低收入的人，他可能充满消费欲望，但是他没有货币支付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分配的差距的拉大或者叫分配不公，现在我看网民也好，看不少人的评论，更多的是从它的社会不和谐，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公平的角度来分析，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分析更多，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分配差距的拉大是消费萎缩。

　　姚景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创造条件让富人阶层花钱，并且是在境内花钱。他说，我们想办法使我们高收入的群体让他们能够增加消费欲望，然后使我们低收入群体能够有消费能力。要使高收入的人，要能够为他们提高相应的商品和服务，这样的话，通过经济的办法使他们的货币回到社会上来，使他们扩大消费。所以我始终讲，我们讲和谐社会是一个根本，我们来解决目前收入分配问题也好，解决贫富差距也好，你也要想一种和谐的办法。

　　姚景源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在奢侈品服务上提供更为宽容的社会环境，提供更为便利的购买环境。他说：我们社会能够更多为这种中高收入群体和他们收入所相适应的商品和服务，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当下工夫。我曾经讲过奢侈品，我们中国现在是一个奢侈品的消费大国。但是实际奢侈品消费受到很多抑制，因为什么呢？我讲过，我说我们把奢侈品这个奢侈在中国，在文化上、在道德上本身就不是一个好词，所以我曾经主张，把奢侈品在翻译上，我曾经主张把它改成时尚品，时尚就不像奢侈这样不好听，所以你说你追求奢侈和追求时尚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是讲过，我主张把奢侈品改名改成时尚品。

　　当主持人问到说现在“有统计，比如LV的包，还有瑞士名表，中国市场消费量已经占到全球第二位”时，姚景源提出由于购买地点的问题，“很多人都是到境外买的，我们出国到了国外，我们团组不少人买包买表，起码是买包的，很多。但我是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还是要研究这方面有什么政策措施。使它的价格相对便宜，就是在国内购买的成本能够小于或者等于在国外，这不就回到国内来消费了吗？”

　　奢侈品消费的春天会到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