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电 (特派记者王小波)“对高管畸高薪酬的调控，不仅是简单地把薪酬水平降下来，而是必须弄清楚薪酬畸高的根子在哪里。我认为问题出在激励机制的伪化、泛化，以及权利与责任、奖与惩的不对称上。”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表示。

　　陈重华委员说，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华尔街高管在金融危机下拿高薪无耻，在我国，也存在券商、金融高管以及垄断行业国企高管薪酬畸高现象。前不久有报纸披露，2008年某券商机构的薪酬及福利费用达32亿元，人均年薪高达百万。这种畸高的收入分配与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不符，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及所做出的贡献绝对不相称，对其他劳动者而言是极大不公正。

　　在公众的追问下，财政部提出了限薪的设想，明确要求国有金融企业高管年薪不得高于280万元。

　　“我对财政部这样的做法不以为然，并有太多疑惑。”陈重华委员说。他认为，薪酬畸高的根子出在激励机制的伪化、泛化，以及权利与责任、奖与惩的不对称上。不仅金融高管和垄断国企如此，目前许多国家行政机关、乡镇街道普遍存在激励机制运用不当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本来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工作，在考核业绩的背景下，被不恰当地运用了激励机制，造成激励机制泛化。招商引资、计划生育等分内工作也与奖励挂钩，演变成干一项工作拿一项奖金，甚至出现有奖多干、无奖不干的不良倾向。在激励机制的合法外衣下弄虚作假，造成伪化倾向。由于招商引资与奖金挂钩，一些地方干部奖金拿到手，而项目资金却被抽逃。权利与责任不对等，只奖不罚，只有权利，不讲责任。

　　陈重华委员建议有必要“晒一晒”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各个单位的激励机制，查一查激励机制的泛化和滥用，以及伪激励机制背后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