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季明、宋振远、张先国、刘宝森)日益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考验着政府和企业的应对能力，同样也是社会道德水平的试金石。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共克时艰的信心时，连续用了8个“来自”，其中一条便是“来自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发愤图强的伟大精神力量”。

　　此前，温家宝总理在国内外公开场合也多次强调“道德的血液”。代表委员们认为，面对困难，只有同舟共济，主动承担自己应有的道德责任，中国经济才会在“抱团取暖”团结奋进的状态下，尽快迎来新一轮增长。

　　七种典型的“失德行为”引发代表委员关注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是，没有诚信、同情心、责任感等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

　　由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长期失去有效监管的金融机构，利用高杠杆率来牟取暴利，一旦泡沫破灭，灾难就留给了世界。而当国际金融海啸的余波传导到国内时，部分企业和企业家，也暴露了他们道德责任的缺失，一些代表委员归纳了七种典型的“失德行为”：

　　行为一，“半夜逃逸”。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委员说，去年有些企业老板，拿了下游客户交付的定金后偷偷地“半夜逃逸”，留下一堆债务和被拖欠几个月薪水的员工，“将包袱直接甩给了社会，完全就是无良商人所为。”

　　行为二：“大幅裁员”。

　　中部地区有家合资企业去年10月突然裁员1300多人，让当地政府猝不及防。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代表说，眼下有些公司确实因生产经营困难而不得已选择裁员，但也有少数公司是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约束，以应对危机为借口大幅裁员，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行为三：“隔岸观火”。

　　温家宝总理在做客中国政府网时，曾对那些单纯从利益角度出发，不愿给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进行了批评。他说：“在危机冲击的时候，在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去为中小企业服务。这是为国家分忧的一个实际行动。”

　　行为四：“制假贩假”。

　　福田雷沃重工董事长王金富代表说，眼下少数企业面对产品价格下滑的局面，选择以次充好、甚至制假贩假等不法手段，压低产品价格以求扩大销量，这不但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更把安全隐患留到了消费者身边。

　　行为五：“穷庙富方丈”。

　　不停喊着“处于崩溃边缘”的房地产行业，去年给高管发薪酬时却相当大方，某家企业高管薪酬总额更是2007年的4倍多。中山大学教授毛蕴诗委员说：“高管高薪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反差，体现了他们在道德上的落差。”

　　行为六：“趁火打劫”。

　　山东省临沂市市长张少军等代表说，目前各地都在积极安商稳商，但个别企业竟借此漫天要价，一会儿要政府免除法律法规明文规定要缴纳的税负，一会儿要政府给予各类补贴和资助，“否则立马走人”。“不想着如何积极竞争市场，却总惦记着从政府手中多捞一些。”

　　行为七：“浑水摸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吕忠梅代表在会前调研中发现，有些过去环保审批没有通过的项目现在又被提出来，重新要上马。她说：“花一块钱造成的污染治理费用要100多块钱，花一块钱损害的人体健康恢复的费用是70块钱。”

　　更多“道德责任的坚守”者赢得尊重

　　“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经典著作《公司的概念》中指出，大公司的特征除了其组织形式、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外，还有第三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诚哉斯言！”

　　这是从三一重工集团在今年年初致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中节选的一段。公司在信中向员工承诺，“不裁员、不减薪、不接受普通员工降薪”；与此同时公司又对外宣布高管集体减薪，董事长只拿1元年薪，全体董事减薪90%，集团高管减薪50%。

　　减薪后，三一重工集团总裁向文波代表的年薪由55万元降为5.5万元。他说，降薪的基本原则是不影响到员工的基本生活，公司决定中层以下的员工都不降薪。

　　时穷节乃见。在困难关头选择逃避责任、推脱责任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更多企业家通过身体力行，实践了对企业、员工、客户、社会、环境的责任承诺。

　　两会期间，一个个来自基层的“道德故事”，引起代表委员们热议，成为经济“寒冬”中让人温暖的力量。

　　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国内航运业。去年12月，青岛港贸易量增长从20%下滑到5%，集装箱出口下降了20%；有着2.3万名职工、其中包括90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面临1000多名装卸工人没活干的局面。

　　“每一个岗位背后都牵涉到一个家庭，在困难的时候，企业家绝对不能牺牲国家、企业及员工利益换取效益增长。”青岛港董事局主席常德传代表说。通过“自我造岗”等方式，青岛港没有辞退一名工人。企业的善意赢得了工人们的努力回报，仅今年1月份，青岛港岗位效率就被刷新了27项次。

　　今年春节过后，农民工代表朱雪芹跑到劳务市场，为企业招收了30多名农民工。她说：“这么多年我也曾随着企业经历过几次波折，我深深感到，危机面前，企业家要把员工看作是可以依赖的财富，而不是增加支出的包袱。”

　　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浙江省诸暨市企业家协会主动提出抱团取暖，会员企业各拿出2500万元，出资建立应急互助资金，至今当地还没有一家规模较大企业出现问题。“相互补台才能好戏连台。如果相互拆台就可能一起垮台。” 浙江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赵林中代表说。

　　让“道德的血液”流淌在血管里

　　《道德情操论》是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的一部著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评价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代表说，强调社会责任感的“道德的血液”成为热门话题，这是社会的进步。“但我也担心，‘道德的血液’如果不是真正流在血管里，而只是挂在口头上，那就可能成为道德的泡沫。”

　　代表委员们认为，除了通过提高道德水准加强企业家自律以外，当前还迫切需要通过完善法律、加大政府监管力度、体制改革等多种方式，让不道德的企业付出更大代价。

　　今年两会上，中国移动集团上海公司董事长郑杰等代表联名提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法”的议案，提出通过立法手段，适当纠正过分强调以企业营利为本、以股东利益为重的传统公司法理念，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不能仅以攫取利润作为存在目的，还应当有效增进股东之外的其他社会利益。”郑杰代表说。在议案中，郑杰建议消费者代表和环保代表都可以参加公司董事会，确保监督企业社会责任得到落实。

　　早已流失“道德血液”的三鹿集团，其产品却长期被有关部门视为“国家免检”，其中政府监管的缺失，值得深刻反思。张少军代表说，政府要通过严格执法监管，来推动更多企业家具有“道德的血液”。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委员说，作为企业家，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与社会精神、道德和责任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在当前，这也是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坚实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