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情报告】上海 探路——专访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战

　　速度低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冲垮了，不知道方向。上海正处于第二次转型阶段，应对危机付出的努力更加艰巨。应该重点发展先进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探索相配的体制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

　　南方周末：这次经济危机，对上海的冲击到底在什么地方？

　　王战：对各地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同的，首先可以肯定对外向度高的影响比较大。但外向型有不同的特点就导致影响有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程度。比如说广东更多的是代工型企业；对中西部的影响就涉及到农民工失业；而浙江主要是承接海外订单的民营企业。对于上海的影响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影响的面更多，比如说房地产产业、期货、股市。制造业的影响与广东不一样，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在上海，影响比广东浙江来得晚，在10月份以前还是比较好的。但国外的金融危机影响到跨国公司整个市场的情况下，他们的订单减少，一下子下来了，这个深度跟小企业比起来就不一样了。

　　南方周末：你是说，像广东和浙江可能是来势很凶猛，但是复苏的速度也会快一些？

　　王战：他们很多都是面对低端消费品市场，国外市场大量需求的，需求弹性比较刚性，但是上海做得是更高端一些的东西，比如为国际配套的，像IT产品，反应比较滞后，但是影响的深度可能会更大；上海还有很多的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大企业整个的销售市场下来，这就连锁影响到服务业，而这种影响会是比较深度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总体来看，冲击没有像广东浙江这么猛，但是对上海的影响是比较全面的。

　　南方周末：外界一直认为上海的产业结构相对是比较好一些的。

　　王战：如果没有危机，可能就看不清楚。比如说中央支持上海发展大飞机，要把这个搞起来，配套生产就多了；还比如IT产业，我国现在超大规模集成线路生产发达，但生产线谁来制造？又比如说清洁能源，发展核电，核电设备谁来造啊？这些都需要在危机的情况下清醒考虑。如果这些问题抓住了，目前速度低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冲垮了，不知道方向了，不知道怎么调整了，这个时候掉下去那真是非常危险的。

　　南方周末：比起其他省份，上海应对危机所要涉及的深度和付出的努力会更加地艰巨？

　　王战：可能要做出更艰巨的努力，我们处在产业第二次转型的阶段，第二次转型是指国家要求的上海应该重点发展先进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但我们中国长期处于工业化的阶段，税收体制、金融政策等各方面并没有与这个要求形成一种完整的配合，因此，面临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做研发、研究，另一方面是去探索相配的体制政策、财政金融。所以两方面的任务都很重要。

　　南方周末：那么面对危机，上海下一步做什么？

　　王战：上海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当中谋求发展，改变现在单一的大城市结构，形成由中心区、中等城市和一些城镇组成的群体，对城市群体做适当分工，例如先进制造业可以建在郊区，现代服务业在中心城区。还有就是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我们走得比较快，超出了我们的预计，吞吐量世界第一，集装箱世界第二，现在关键是提升行业服务业发，以质的目标代替量的目标。在金融中心方面，要更好地取得对能源原材料的话语权，比如石油、金属、橡胶等，如果在这方面取得话语权，我们作为制造业中心在成本控制方面就有很大的好处。还包括黄金、期货啊，都非常重要。此外，股市的稳定、人民币的国际计算、贸易中心发展，都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还要做一些研究，进行突破。

　　南方周末：我们发现上海不像其他一些地方有很多政策出来？

　　王战：我觉得在应对的时候沉稳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政策越多越好，关键是要准。真的出了政策之后要有定力，要看效果做判断。上海调子不高，政策不多，没有什么消费券那些东西，我们现在更着眼的是后面一轮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速度很重要，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前面的调整。上海说要做排头兵，不得不往前看一些东西，做一些探索。

　　南方周末：上海一直都是区域龙头地位，在危机情况下，上海是否会觉得外界对它的期望会给上海造成压力？或者是否还愿意做这个区域大哥去帮助其他小兄弟？

　　王战：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从计划经济角度讲，这是帮不帮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这本身就是题中之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劳动成本、土地成本决定了你很多企业该转移就得转移。同时，你产业化向前发展，必须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经济服务、财经服务，如果你堆了这么多金融机构不能跨省市区域为人家服务，要这些机构干嘛呢。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就会这么做，无非是突破了原来计划经济或者行政区域地域化的观念，更好地把市场做好。而且在危机条件下，产业架构的调整一定会在空间结构上反映出来，所以绝对不会说危机情况下上海全国服务就会做少了。

　　南方周末：这次4万亿包括之前1000亿的投资，上海拿到的项目或者给上海的投资与其他省份有什么不同吗？

　　王战：这个4万亿，国家是分期的，第一期已经安排了，上海着眼还不是这一块，上海着眼的是产业升级的方面，国家更多地是在基础设施建 设这方面，因此上海 并不会是很多，但上海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从浦东开放以来已经形成了多种筹资渠道，只要把产业升级的方向看准了，我们在资金筹措方面会形成比较好的配套 方案。

　　南方周末：就是以上海现在的经济发展取向来说，上海没有很强烈的动机从4万亿里面拿多少基建的工程？

　　王战：我们没有太大的动力说一定要去这里面争什么，毕竟上海已经过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对上海来说，是从国家要求我们产业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先进的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达到什么程度的角度去考虑。

　　南方周末：你对地方债怎么看？

　　王战：地 方债绝对是个好事情。各地的发展初期，财力一定是有限的，基础设施等都是要花钱的。如果没有地方债的支持，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跑部前进”， 第二个就是依靠土地收益。就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地方上的土地开发情况是很混乱的。但是地方债的具体操作就需要配套政策机制的设置，比如地方政府财政的信 用度。国际上对地方政府的信用度评估有成熟的东西，这些制度有建立起来，转移支付管转移支付，对有能力的地方政府要更多地采取信用评级等机制的管理，使它 能够为基础设施创造好的条件和投资环境，我觉得在方向上肯定是对的，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有进一步细化。

　　南方周末：危机会不会带来唯GDP至上思想的回潮呢？

　　王战：如果我们在危机情况下把经济增长定在12%、13%，那是唯GDP至上，把它定在8%，并不是在追求速度，是考虑到充分就业的需要，就业和速度有正相关的关系在里面。中央定这个速度，是考虑到在危机情况下，尽可能地考虑就业，这对老百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南方周末：所以说把经济发展与GDP挂钩，并不是为了保GDP的增长速度而是保就业。

　　王战：假 设中国GDP定在5%就可以保证充分就业，那就可以定在5%。实际就是恰恰8%的速度对我们危机条件下尽可能解决好就业问题是个很重要的前提。进 一步考虑，我们在争取8%速度的同时，发展产业当中也要充分考虑一些当前有比较好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现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着一些误区，地方政 府会觉得这是个低档次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我们是不是在当前发展手工业方面要有一些很优惠的税收政策，对就业问题也会有帮助，就是说8%是个 大参数，我们可以考虑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增加就业。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实习生 实习生 韩晓君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