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怎么审“国账”——一场预算报告审议小组会议实录

　　3月7日，下午3点。

　　北京国谊宾馆迎宾楼三层第五会议室。广东团第一组将在这里审议预算报告。

　　按照大会日程安排，这一天的主题是审查计划报告与预算报告。

　　上午是代表团会议。因为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与广东团座谈，讨论预算自然挪到了下午。

　　不过，挪到下午的并不止于广东。大会简报组公开发放的两会简报显示，上午的讨论中，一些省仍在“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预算很少被提起，有的甚至只字未提。这种简报由简报组专门制作，每个代表团每天上午下午都要各发布一次简报，记录前一日代表们的主要工作内容。

　　在许多的小组中，审议预算实际上都在下午。

　　小组会议准时开始。26名代表参加，一位财政部官员和三位发改委官员旁听。

　　下午3点34分，预算报告的内容被一位代表第一次提及——他建议，水产业者也应该和农民一样享受补贴。

　　此前两位代表的发言内容包括房地产政策、群体性事件、金融海啸，以及对总理报告的赞赏。

　　“王局长，再给你5分钟！”

　　4点10分，广州市规划局局长王东发言说想谈谈预算。“在拉动内需上，我建议是不是再扩大对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王东首先谈到四万亿投资中，社会事业仅1500亿。“不敢花钱不是没有存款，但教育、看病、养老都要花钱，因此不敢花。”

　　话题随后直接转入教育投入。在他之前发言的一位女代表，谈及有一个1975年退休的教师，现在还健在，所领的补贴每个月仅1500元。

　　随后一位代表与主持人——广东省财政厅长刘昆对起话来。

　　代表：“四万亿中的中央财政1.08万亿，用在教育上面非常少……最近五年职业教育的规模翻了一番多，但职业教育的投入比例逐年在下降。”

　　刘昆：“高等教育在增加。”

　　代表：“增加的是义务教育的经费，是免费的这一块，真正用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每年都在下降，从2000年的10%下降到2007年的7%，中央财政支出由2000年9.4%，下降到2007年6.2%。但是这期间学生人数却翻了一番多。”

　　刘昆：“广东做得很好，你应该满意啦！”“从中央到政府，政府工作报告没有一年不提素质教育的，就是没有什么具体措施，或者是在体制上有真正的改革，”王东抢回话头，谈起素质教育，“但是应试教育制其实在逐年加强，素质教育是逐年减弱的，”

　　刘昆：“要做到素质教育，要改变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没有办法改，应试教育就没法改。”

　　王东：“文化是一方面，你看其他东方国家……”

　　刘昆插话：“中国人望子成龙，又只生一个，你说他怎么有可能会培养一个平庸的人啊？”

　　王东：“这不叫平庸。职业教育出来了，马上就找到工作，你现在培养那么多大学生，就业却出问题，我认为这是前几年教育盲目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

　　这时教育厅长罗伟其坐不住了：“这个我不赞同。全世界你看看，有哪个国家说教育发展多了，大学生招多了，唯有中国才说这种话！”

　　王东仍不依不饶：“我们的教育导向就是一定要上了大学才成龙，不上大学好像是虫。”

　　现场顿时热闹起来，默不作声的女性代表们也开始插话，有人谈及如何教育儿子。“第二点”，王东迅速结束争论，继续发言。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专门打电话叮嘱他一定要替安徽老家的老教师提提意见，提高他们的待遇。

　　话题自然回到预算中。4点30分。“(中央财政支出)教育预算 1980.62亿元，增加382.08亿元，增长23.9%，这个增长幅度确实挺大，超过了中央财政的增长幅度。看似很多，但分到全国都没有多少。广州治水都要花掉500亿。每年经常性的教育经费能不能扩大一点。”

　　针对120亿元专项预算补助提高1200万教师待遇，王东还有话说，他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存疑，“我不知道义务教育阶段为什么要搞绩效挂钩，这是不是违反了素质教育精神？你这个班主任带的95分以上是多少，工资就高了？不知道绩效工资制度是什么标准。”

　　现场又开吵，但立马被主持人刘昆打住：“王局长，再给你5分钟，不然鼓掌啦！”

　　全场大笑。王东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我搞规划的，但是对教育比较关注……”他赶紧讲完校舍安全，结束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发言。

　　此时4点47分。

　　李永忠算账

　　临近5点，主持会议的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问李永忠：“你算了两天，算出什么来了？”

　　李永忠是一家企业的老板，被认为会算账。

　　他抱怨两天前——3月5日大会开幕当日——才拿到厚厚一叠的预算报告，而补充资料则是陆续发放的，没法充分研究。但这位对数据敏感的老板对预算报告中的“2008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执行数”还是提出了“惊人发现”：

　　“为什么第41页这块是2722.44亿，50页也是这一项，数字却变成2825.5亿，中间相差100多亿是误差还是印错了？财政部怎么审的？这100个亿差额是怎么回事？”

　　众人哗然，一片翻动报告的声响。财政厅长刘昆瞪大眼睛，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在哪里？不会吧？”

　　李永忠赶忙复述了一遍。

　　“不一样吗，不会吧？”刘昆仍不相信。李永忠又是一遍计算。

　　“是不一样哦。”刘昆信了。

　　一位代表开了句玩笑：“代表财政部感谢你提出的意见。”

　　全场一片笑声。

　　李永忠算的另外一笔账，与土地有关。他建议，除了列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收入、罚款收入等，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和造地的支出也应单列。

　　“隐性的部分太大了，”全国18亿亩耕地红线中，广东的指标是4886万亩，而李永忠从农业部门获得的实际数字是3700万亩，相差1716万亩，“去年一年广东造地20万亩。按这个速度，要达到红线指标，85年才能造出来。”

　　农业部门与国土部门的数字为什么对不上号？李永忠解释说，是因为土地收益金中用于给农民造地的15%拨给国土部门，而国土部门自己造地又自己验收，往往造到一些边远地方，农民无法去耕种。

　　“记者这个地方不要登这个数。”他顿了一下，补充说。

　　审议随即结束，此时5点15分。

　　没有媒体会放过李永忠的两笔账。一散会，他就被记者们围住，两条关注度非常高的新闻均出于此。

　　第二天一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就给李永忠打来电话，两位财政部预算司官员登门答复，并提供书面解释，称“搞丢了的103亿”是因支出科目分类调整所致，统计口径不一样。

　　“满意！”李永忠对南方周末记者如此评价财政部的态度。他趴在房间的笔记本电脑前，到处翻看有关的报道和评论。这件事情差点给他惹来麻烦，不过评论却多加以肯定，称为“超越‘炮手’的参政议政新风”。

　　此为后话。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