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扶持的反对祖国的流亡者中，达赖喇嘛可能是“最成功也最知名”的一个———他从西方得到了“和平使者”等一堆“虚名”，其中最响当当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然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达赖正离他的终极目标越来越远，因为他对这个时代的大局出现了致命的误判，昔日扶持他的“主子”们正纷纷与中国发展关系，而达赖只能被当作他们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工具。西方对达赖“政治工具”的角色定位很坚决，吹捧他的人几乎压根就不知道藏传佛教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是老奸巨猾的西方政客。事实上，达赖流亡50年的命运只能随着世界形势和西方的需要起起伏伏，这不能不说是达赖的悲哀。现在，不少西方人一边利用达赖，一边对他产生了怨恨，因为与达赖搅在一起，使他们一再得罪对他们利益攸关的中国，而达赖更可能是一场空，不仅其政治目标毫无希望可言，就连他想回西藏看看的个人愿望最终恐怕也会落空。

　　海外影响几经起伏

　　“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始于毛泽东的新中国，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西藏属于中国已有数个世纪，就连仇视中共的历史学家们的著述都从未否认这一事实。”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乌尔比诺大学教授罗苏尔多，在最近发表的有关西藏的长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然而，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一直想把西藏作为“遏制和分化共产主义中国”的突破口。1959年3月10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手策划下，达赖集团在拉萨公开发动武装叛乱。3月17日夜，达赖喇嘛出逃。26日抵达山南重镇隆子宗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便代表达赖宣布：“西藏独立了。”

　　为了把达赖集团当作反华工具，当时印度政府积极为其筹划经费、设立安置机构，并为其提供首脑级别的“Z+”级安全保卫。达赖逃亡后抵印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向达赖发出慰问电报，表示愿意提供帮助；1959年4月24日，尼赫鲁又专门前往达赖住地，与其长谈。尼赫鲁政府还将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的山城达兰萨拉提供给达赖作居住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默许达赖集团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能被认可”。

　　上世纪60年代，达赖在流亡初期似乎很“风光”，西方和印度等对其大力支持。“流亡政府”最早、最大的外援就来自“印度中央救济委员会”和“美国西藏难民紧急委员会”，捐助数额曾被达赖称为“不计其数”。这些使达赖燃起了“用武力重返西藏”的梦想。1960年，达赖集团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军事袭扰活动。但好景不长，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改善，印度、尼泊尔也调整了对达赖集团的政策。此时，达赖在西方的利用价值降低，从“西方宠儿”变成了“冷战孤儿”，处境孤立。1972年，印度外长明确表示，“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问题应由中国人决定”。1973年，印度禁止流亡藏人在“3·10”叛乱纪念日举行纪念会，并禁止藏人在中国驻印使馆门前示威游行，甚至不让达赖发表讲话。1974年，达赖集团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在尼泊尔被歼灭。与此同时，不丹政府逮捕了达赖喇嘛派去的骨干分子，限定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

　　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达赖基本上在达兰萨拉密谋策划“藏独事业”，很少在国际舞台上露面。但随着苏联、东欧剧变，西方国家加紧遏制中国，达赖再次沦为西方反华的工具。达赖也借机四处窜访，力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1990年9月，达赖曾对荷兰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希望，给西藏独立以新的勇气和力量。”

　　靠西方施压得到和平奖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欧堪称是达赖成名的“福地”。正是1989年达赖在挪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才使他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国际名人，这个奖项也成为他身上最显赫的光环而被四处炫耀。

　　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50年前，刚走出西藏的达赖其实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懵懵懂懂的，那段时期达赖的“外事”活动主要由美国人在背后操纵和安排。鲍威尔说，上世纪60年代初，几名瑞典人在一家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策划下抵达印度。在那里，他们首次见到了达赖，听到了他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返回瑞典后，那几个瑞典人便成立了西方最早的“援藏”组织之一“瑞典西藏委员会”。鲍威尔说，其实细心人可以发现，那几名瑞典人之所以轻易地受到了达赖的蛊惑，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社会有着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这样特殊的意识形态大背景。实际上，“瑞典西藏委员会”的几名创始人至今都没有到过中国，多年来，他们只是在听达赖的一面之词而已。

　　鲍威尔说，1989年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实有很多幕后操作。曾有报道称，当初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并不想把和平奖授予达赖，因为达赖那时常把“西藏独立”挂在嘴边，而向一个“分离主义分子”授予和平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很不好的示范效应。然而，美欧一些国家却动用各种手段，包括向挪威政府施压，甚至把电话打到评委家中，要求一定要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和平奖得主，达赖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选的。

　　凭着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和西方的“包装”，达赖频频利用去世界各地窜访的机会，作出一副只关心宗教与和平的姿态，被一些国家不明真相的民众视为“和平使者”、“人权卫士”。但达赖不时也会透露其真实想法。1983年3月，达赖在达兰萨拉说：“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他的农奴制度，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2000年11月，达赖在所谓“西藏政教合一”研讨会上声称：“政教合一含义广泛，如能照此实施，未来的西藏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社会。”达赖还称，“西方如美国也是事实上的政教合一”。不过，西方人可能并不认同这样的政教合一。1905年随入侵西藏的英军进藏的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曾在面对象征旧西藏政教合一权威的布达拉宫时说：“这座居住着佛教领袖、菩萨化身的宫殿，比起欧洲血债最多的中世纪城堡来，它目睹的杀人场面和怂恿人犯罪的情景更多。”

　　称达赖是政客的人多过称他为“宗教导师”的人

　　达赖叛逃后，美国直到1979年才允许他第一次访美，上世纪80年代也很少让达赖来访。但从1990年开始，达赖平均每年访美两次以上。截至2007年，达赖共去美国35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胡仕胜说，通过这些窜访，达赖在世界上赢得了一些支持，但西方社会是非常现实的，达赖始终不过是他们用来要挟中国的一张牌。这从美国几番对达赖从重用变弃用就可以看出来。

　　早在1949年春天，美国驻印大使洛伊·亨德森就建议，“如果毛泽东的军队在中国取胜，美国就应准备把西藏看成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办公室也得出结论称，“如果共产党控制中国，那么西藏就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因此在意识形态及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当上世纪70年代美国需要和中国搞好关系时，就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放弃了对西藏叛乱力量的武器和资金援助。

　　德国外交部的资料显示，德国是达赖窜访次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也是除美国外窜访次数第二多的国家。达赖第一次窜访德国是1973年，也是第一次前往欧洲，但并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注意。德国媒体当时称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政治家”。2007年，达赖窜访德国的频率达到高潮，先后3次访德。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在总理府会见了达赖，此举被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称为是默克尔的“橱窗政策”表现。

　　其实，不只是西方政客，很多普通西方人也只是把达赖看作工具。2007年春天，接受过达赖“摸顶赐福”的瑞典人约翰·格里奇曾希望邀请达赖到北欧参加一个经济论坛，他的目的很明确：达赖的出席可以扩大其公司的影响，达赖的赐福能给他带来“财运”。可当《环球时报》记者向他半开玩笑地问：“为什么不请教皇？”格里奇认真地回答说：“请教皇来会使一些人担心公司有宗教色彩，但请达赖喇嘛却不会，人们只会认为我的公司有实力，有政治背景。”看来，在格里奇眼里，达赖喇嘛只不过是其出名、求财的工具罢了，完全与信仰无关。

　　去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一名叫索尔海姆的挪威人在北极举起了代表“藏独”的“雪山狮子旗”，宣称此举是“为了激励在西藏及全球各地的藏族人”，同时呼吁“挪威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不必在意失去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要支持西藏人的独立斗争”。索尔海姆的话可谓“慷慨激昂”，但事后挪威媒体了解到，此人是一家极地探险公司的老板，当有记者因为他那番支持“藏独”的讲话而采访他时，他总是反复强调自己公司的名称和业务。而且，他那次到北极不是特意为了去“举旗”，而是陪客户去探险的。

　　“达赖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领袖，他的主张和所作所为严重超出了宗教领域，而那些吹捧、追随达赖的西方人，也算不上是他的信徒。”中国的西藏问题专家徐明旭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徐明旭认为，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宪法”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这就说明它是政教合一的体制。达赖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是中世纪最黑暗的政教合一体制的政治领袖”。他说，从达赖的言行也能看出他的政客身份。达赖曾表示，要在西藏建立“大西藏和平区”，其核心要求就是中国政府从西藏撤军，“一个宗教领袖居然提出西藏独立的政治要求，这就说明他从事的不是什么宗教活动，而是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在徐明旭看来，在主要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甚至是在信仰佛教的亚洲国家，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并不大；因此很多西方人根本不知道藏传佛教是什么，他们支持达赖，表面上是同情弱者，但实际上不是被达赖蒙蔽，就是利用达赖来分裂中国。

　　德国东亚太平洋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胡尔曼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达赖曾经被西方人视为“和平的象征”，但现在西方称他为政客的人已经多过称他为“宗教导师”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