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世界最大”的“儿童白血病中心”，工程建设正举步维艰——原定于今年9月竣工，但目前尚未完成拆迁。2003年至今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先后三次垂问该工程的立项建设情况。 

　　一边是全国每年新增约3万白血病患儿的严峻形势，一边是久久搁浅于施工图纸之上无法施救的精锐诊疗“航母”，这二者显然不为各方所乐见。 

　　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已于本周前往儿童医院，指示尽快协调解决拆迁问题。

　　总理牵挂的救命工程

　　“儿童白血病中心”最近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在今年2月28日。 

　　当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客中国政府网，与网友亲切交流。 

　　一位湖北的白血病患儿家长悲伤留言说，他的家庭难再承受白血病救治经费之重，在线求助“救救我的孩子”。 

　　这位家长的求助背景是，此前不久，温总理在天津火车站偶遇河北白血病患儿李瑞一家，知悉这个家庭因无力承担费用而决定放弃治疗后，解囊相助。 

　　回应该网友的问题时，温总理言及，一个儿童白血病中心已经立项在建。总理甚至引用一位网友的提法说，“遇到一个好总理不如遇到一个好医生”，意指健全的医疗设施和医保制度，才是为万千白血病患纾难解困之源。 

　　一项医学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约3万恶性肿瘤患儿，其中白血病已成为儿童恶性肿瘤的头号杀手。 

　　2003年5月，温总理视察北京儿童医院时，医院名誉院长胡亚美院士在一旁谏言说，我国大中城市多已建立了成人肿瘤研治中心，但国内尚无一所专门的儿童肿瘤研究机构。她希望能尽快在北京儿童医院建立一个儿童白血病中心。 

　　这一谏言当即获得总理首肯。 

　　2006年7月，经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正式批准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儿童血液肿瘤中心”开工奠基仪式，于2007年5月在北京儿童医院东北角高调举行。 

　　儿童医院院长李仲智向到场的媒体记者介绍，儿童血液肿瘤中心建成后，医院的病床规模、手术数量将比原先扩大一倍。 

　　李仲智对比说，目前儿童医院没有专门的放疗设备，患儿需要到其他医院和成年患者一起使用有限的资源。而新成立的儿童血液肿瘤中心将拥有专门为儿童病患配置的放疗设备，有利于提高患儿的存活率。 

　　按照建设方儿童医院奠基当日公布的时间表，整个工程预计在今年9月竣工。 

　　媒体随后的报道中，言必称“该中心建成后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儿童白血病中心”。 

　　北京市亦在当年的“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报告”中，将该儿童白血病中心列为重要基本建设项目之一，称其正在按照计划顺利推进。 

　　去年9月份，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温总理再次视察儿童医院后，医院的一份新闻稿说，视察期间，总理询问了儿童血液肿瘤中心的建设进展。 

　　今年1月中旬，一家世界知名金融服务公司向儿童医院捐赠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儿童血液肿瘤中心建设项目。 

　　当日的捐赠现场，受授双方言辞甚切，表态将合力推进这一“救命工程”。百米之外，月坛南街甲2号，就是儿童血液肿瘤中心建设工址。 

　　奠基至今，那里一片寂然，几乎寸土未动。

　　受阻缘于不满拆迁补偿

　　尽管有各方的密切关注，但工程停滞不进，在近两年的时间内未能如期推进，已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儿童医院东北角，一栋7层居民楼和一座早已拆得椽颓墙倾的半拉子楼，挤靠在一起，像极了一个破败的“丁”字。前者，建设用址名称是“月坛南街甲2号”，60余户居民身居其中；后者，前身是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早已人去楼空，一幅残局。 

　　月坛南街甲2号的77户拆迁户，截至目前只有16户迁走，其余61户因为不满意拆迁补偿，拒绝搬离。 

　　“没一句真话，到底补了多少钱，搬走的人和拆迁公司没人说真话。”老胡给记者扔下这句话，神情沮丧地拉上了门。他的家在这栋7层楼的顶层。 

　　目前，他还没有要迁走的意思。 

　　根据多位居民的表述，拆迁当事双方的接触和谈判轨迹渐现。 

　　2007年秋，受儿童医院委托，北京锦江昊房屋拆迁公司给77户居民开动员会。会后不久，一家评估公司入户进行价格评估。 

　　“评估公司是拆迁方请的。”同样拒绝搬离的居民付成说，他家约70平方米的房子，拆迁公司给出的补偿金额是50多万。 

　　这也是老胡房子大致的补偿价。这个价格，被几乎所有的居民认为“不靠谱”。 

　　“二环边上，金融街区域，每平方米都不到1万块钱，你觉得这可能吗？”付成语带不屑。 

　　动员大会产生效果并不明显。居民们不为所动。 

　　“之后就没有再集中开过会，拆迁公司陆续一对一和大伙儿谈了。”老胡说，到2007年年底，拆迁公司放出话来，每平方米补偿2万多元。 

　　付成注意到，拒搬的阵线这时候松动了，开始有人迁走。

　　对接经济适用房未解困局

　　一份名为“关于儿童血液肿瘤中心拆迁项目对接经济适用房的通知”，去年4月初被张贴在小区的墙上。 

　　这份拆迁公司发出的通知说，“经与市建委等部门沟通协商，有关部门同意向符合条件的被拆迁困难家庭提供购买经济适用房指标。” 

　　该份通知同时设置了时效期：“(经济适用房)指标只能保留到2008年4月30日，逾期市建委将收回指标。” 

　　这份通知却被部分居民视为拆迁单位“越位”。 

　　退休前在城建部门工作的耿先生认为这不合情理，“谈拆迁就谈拆迁，和经济适用房有什么关系？谁给了他们这个权利来决定经济适用房的指标？” 

　　他根本就不领这个“对接”的情。“如果我符合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我自会去和相关部门申请。” 

　　对此同样无意承情的，还有老胡。 

　　他扳着手指给记者数，现在住的地方，方圆一公里之内有10家医院，11个大超市，29条公交线路。“经济适用房可大都是在四环外，拿什么比？” 

　　北京奥运会之前，拆迁公司找付成谈了一次，每平方米的补偿价格攀升到了3万。 

　　那正是北京房价高企的时期，付成没有同意。 

　　但他听说，又有几户签协议搬走了。 

　　“搬走的人，都是工程设计研究院的领导们，人家可能不在乎钱，但我们不成啊。”老胡表达着他的看法。他又不忘补上一句：“再说，人家给补了多少，咱也不知道啊。” 

　　奥运会之后，拆迁双方又接触了一次。多位居民提到，拆迁公司抛出了每平方米3万-3.5万的补偿区间，这也是截至目前已知的拆迁方的最后出价。 

　　去年10月初，拆迁办再次贴出通知，称将申请对接经济适用房的时限延长至该月月底。 

　　当月下旬，张贴在小区内的“致被拆迁居民一封信”称，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出现拐点，北京房价同比出现下滑。 

　　落款处，是北京儿童医院和拆迁公司。 

　　记者两次提出采访要求，该拆迁公司均拒绝，称“直接找儿童医院”。

　　公益用地拆迁机制应完善

　　“问题就卡在了拆迁上。”同样婉拒采访要求的儿童医院宣传中心主任侯晓菊说，院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不愿做太多解释。 

　　医院基建处处长庞昌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将工程“原计划的竣工期”改称为2011年。这位负责人并称，目前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在积极协助解决拆迁事宜。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包括了西城区房管局。但该房管局拆迁科负责人孙波告诉记者，如果建设方申请行政裁决，按照惯例，需要有至少60%的拆迁户签约同意搬迁为前提。 

　　显然，基于同意搬迁户比例太低的现实，儿童医院尚未能提出行政裁决申请。 

　　61户居民也仍在观望。“拖不是我们的本意。现在小区里治安也没人管了，卫生条件差了很多，生活全被搞乱了。”说到拆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时，付成的话里就带些急切，“如果补偿合理，谁愿意耗着啊。” 

　　老胡更多地将拆迁工作的不畅归结于拆迁方的程序失范。 

　　“这像是在挤牙膏，今天挤一点明天再挤一点，这不合理。你就该明码实价，一步到位，别私下接触，搞暗箱操作。” 

　　补偿多少算合理呢？居民大都隐讳不言。 

　　付成喜欢拿阜外医院之前的拆迁用地来说事——按照他的说法，那里地段稍差，但补偿金却是“4万多”。 

　　来自学界的声音则倾向于在公益用地和被拆迁人权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北京市律协土地法专业委员会主任李晓斌认为，医院的改、扩建有利于群众就医，应当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但由于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统一标准，实践中政府多以个案的形式，对不同项目进行不同处理，缺乏统一性和确定性，这导致有关部门在拆迁过程中，长期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儿童医院的情况，无论是每平方米3万－3.5万的标准，还是更高，这些都有可能，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还是尽快确定公共利益的审查机制，完善城市拆迁程序。”李晓斌直言。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强调拆迁补偿程序的公开透明原则。他不主张拆迁方对拆迁户“分而制之各个击破”，因为这种方式欠透明，也易诱使拆迁户心理失衡，产生不满。 

　　曾经谏言总理建设儿童白血病中心的胡亚美院士，如今已是86岁的老人。家人说，老人家身体不太好，卧病在床。 

　　当年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她反复说儿童医院病床不够用，每年都有许多白血病孩子在苦苦排队等候。老人还调侃说，“我就想在见马克思之前，看到这个中心成立起来。”  本报记者 张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