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环保局以及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邀请，本报记者与中国环保方面的政府官员及专家、学者一一起于2月下旬到3月初赴美，对美国联邦环保署、加利福尼亚州环保局以及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进行了采访。从本周开始，本版将陆续推出连续报道，在介绍美国有关环保立法、执执法、环境公益诉讼经验、做法的同时，也将探讨中国在相关领域的问题。

　　叫板头号污染源并非易事，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NRDC)洛杉矶办公室为扳倒洛杉矶港口这个最大污染源，一场公益诉讼打了8年。在北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环境法学专家吕忠梅，前不久与本报记者一同全程参与了对“NRDC洛杉矶办公室诉洛杉矶港口案”的调研。她认为此案令她对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明天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本报记者 郄建荣

　　“NRDC洛杉矶办公室诉洛杉矶港口案”在洛杉矶地区乃至整个美国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不仅仅因为它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污染的治理，建立了污染损害救济机制。

　　本报记者此次访美有机会采访到了承办这一案件的律师以及支持这一诉讼的一位议员。

　　乔·雷诺兹是NRDC洛杉机办公室的一位资深律师。“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棘手。”记者在加利福尼亚州NRDC洛杉矶办公室见到雷诺兹，并和他谈起8年前的这起环境公益诉讼官司时，他这样告诉记者。

　　但是，让雷诺兹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赢了这场诉讼，并通过詹尼斯·哈恩议员的帮助，即将建立起高达5000万美元的“社区减排信托基金”，为洛杉矶港口附近可能受到污染的人群提供救助。

　　一起引人注目的公益诉讼：洛城最大污染源制造者被告上法庭

　　洛杉矶港口因为有着太多的第一而享誉全美：作为集装箱港口，洛杉矶港口的繁忙程度在美国名列第一；在航运流量方面，洛杉矶港口在美国西部海岸排名第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著名港口在为洛杉矶乃至美国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洛杉矶“贡献”了污染，并成为了洛杉矶最大的污染源。8年前，洛杉矶港口作出的一纸货运码头扩建决定将其推至尴尬境地———NRDC洛杉矶办公室受港口附近居民委托将洛杉矶港口告上法庭，请求法院责令港口货运码头停建，并就污染问题进行整治。

　　“案件打得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轻松，不仅官司一直打到了上诉法院，而且当地也有人认为，码头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什么要阻止港口扩建？”回想起当时打官司的情形，雷诺兹告诉记者，当时NRDC的做法也受到了当地一些人的质疑。

　　面对质疑，包括雷诺兹在内的NRDC洛杉矶办公室的律师们没有放弃，最终通过一系列科学检测数据让洛杉矶的方方面面清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洛杉矶新建码头将会带来巨大的污染。

　　“起诉非常成功。”雷诺兹告诉记者，在他们将洛杉矶港口告上法庭并经过努力后，洛杉矶政府和港口方面最终都转变了态度，开始与他们进行交流，商议如何解决港口污染问题。“他们意识到，不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麻烦，并给当地经济发展造成损失。”

　　“港口批准扩建项目后刚过了一个月，我们就提出了诉讼。”雷诺兹说，在他们起诉时，新的码头还基本没有开始建设。然而，在诉讼过程中，港口明显加快了扩建的进度。一年以后，当法院下达禁令时，扩建项目第一部分已经基本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港口方面只好回到谈判桌前与NRDC开始协商，并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雷诺兹说。

　　污染损害救济：设立“社区减排信托基金”

　　在洛杉矶港口案件中，詹尼斯·哈恩议员可以说是个功不可没的重要角色。她在2001年6月被选为洛杉矶市第十五区议会议员。这个区正好包括了洛杉矶港口。哈恩议员同时担任这一区域的贸易、商业和旅游委员会主席，洛杉矶港口也在她的监督范围之内。

　　“这里有很多工厂，对环境是个大挑战。”哈恩议员在采访中直奔主题，表达了她的观点：港口要发展，也要对环境友好。

　　在哈恩议员看来，洛杉矶港口虽然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污染源，但是也为当地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据她介绍，港口每天为这一地区带来20亿美元的收益。哈恩议员告诉记者，在参与港口案期间，她也曾面临压力，“会下金蛋的鹅不能杀！”就是反对派给她的一句忠告。

　　“但是，我知道，我们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是那些患癌症、患小儿哮喘病人的利益。”哈恩议员在告诉记者这一想法的同时，还举出了一项科学实验数据。据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在洛杉矶地区每年有2400例早死的病历，而这些早死的病人与船舶的污染有关。

　　“肯定会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港口与附近百姓双赢。”哈恩议员说这是她始终坚信的一点。她说，她要让人们知道，人的健康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

　　在NRDC洛杉矶办公室以及哈恩议员的共同推动下，洛杉矶港口与多个环保和社区团体(包括NRDC)就港口扩建项目达成协议：所有来港口的船舶进入码头不得使用柴油、汽油，需改用插电方式，以减少船舶硫排放；由港口方面出资设立高达5000万美元的“社区减排信托基金”，用于为港口附近学校提供空气过滤系统，为港口附近遭受噪声污染的居民安装双层玻璃窗户，为当地诊所提供哮喘呼吸器以及开展健康等综合研究。

　　哈恩议员告诉记者，“社区减排信托基金”的设立也不是没有曲折。“一开始，港口方面不愿意，我们也花了很长时间与他们谈判。”她说，就是到目前为止，这笔钱还没到账。哈恩议员称，钱未到账不是港口方面赖着不给，主要是他们还未找到合适的机构来接收这笔钱。目前他们正在积极筹划设立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个基金，比如设立一个理事会。

　　NRDC北京办事处中国环境项目高级律师AlexWang还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个与中国有关的信息，与洛杉矶港口有着大量贸易往来的中国深圳港口也已经准备采用充电方式取代燃油方式。对此，AlexWang等人还专门到深圳进行了实地探访。他的感觉是，洛杉矶港口的做法也将使深圳受益。

　　环境法专家吕忠梅：中国环境公益诉讼期待明天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即使在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可以说很成熟了，但是，要想赢得诉讼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在北京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环境法学专家吕忠梅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的看法。

　　洛杉矶港口案件令她对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明天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取得了进步但也面临尴尬。”这是吕忠梅对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现状的一句概括性评价。

　　她认为，进步在于，2008年中国公益诉讼完成了从理论向实践的成功跨越。吕忠梅说，包括贵阳清镇环保法庭、江苏无锡环保法庭以及云南昆明环保法庭在内的环保法庭的建立，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打开了司法之门。同时，随着2008年7月，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一案的全部执行完毕，中国环境公益诉讼也成功完成了破冰之举。

　　但是，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所面临的局面仍显尴尬。

　　吕忠梅认为，因环境公益诉讼而生的环保法庭，实际上大量受理的是非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这就让吕忠梅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环境公益诉讼如何生长？”

　　吕忠梅告诉记者，这种情况的产生有一些是制度性的问题，如检察机关、环保社团组织等都纳入了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但是由于诉讼涉及到成本问题，检察院积极性不高。此外，最能代表团体的律师界，如律师协会，在公益诉讼主体上也存在成本的问题。吕忠梅认为，这个问题还涉及怎样获得授权的法律障碍。她说，在实践中，我国并没有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明确立法。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予以解决。

　　像NRDC这样的美国公益诉讼模式在中国是否可以用？吕忠梅的看法是，完全可以借鉴。她向记者透露，有关人士正准备联合提出议案，呼吁通过立法建立中国自己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AlexWang也向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状况很像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他认为，尽管中国环境公益诉讼无论从制度还是做法上与美国都有不尽相同的地方，但是有一点中国可以借鉴，那就是：没有有效的执法机制，再好的环境法都是一纸空文。据他介绍，在美国，公民诉讼也被看作是有效执法的一种形式。

　　“从洛杉矶港口案例的经验来看，关健在于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本身是否有信心。”吕忠梅告诉记者，最起码她有信心。她认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明天是完全可以期待的。